关于制造李寄母子悲剧的“元凶”之考辨
蔡崇武
著名的徐学专家周宇霞先生在《徐霞客家庭悲剧索隐——解析一个累世谜团》一文中，在追索徐霞客家庭悲剧成因时说：“《宗谱》一字不提罗氏，似乎此人从未出现过，罗氏生的岘也生卒失考；而对‘孕而被出’的妾周氏，对她的改嫁，她的儿子李寄却不吝笔墨，记得相当详细。两相对照，尤为突出。这不能不令人想到，隐去罗氏显然因为她正是当年容不下周氏的那个霞客继娶嫡妻，是制造当年家庭悲剧的元凶。”
那么，罗氏是如何施计赶走“孕而被出”的周氏的呢？周宁霞先生这样写道：“当时徐母健在，罗氏要赶走周氏，不得到徐母的同意和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透露了罗氏是个颇有心计很善于讨老人喜欢的人：‘继罗事姑孝，尝先意为姑种植。’她处处表现得十分孝顺，知道老人喜欢在篱豆藤罗架下纺织，时令刚到早早地播下了豆种，植下秧苗——这类纯属生活琐事的‘细节’，若不是老人生前曾向有通家之谊的陈仁锡夸赞，他又何从得知并写入墓志铭？事态似乎照罗氏的设计发展：罗由讨老人欢心入手，进而进谗言蜚语，后来使老人下决心同意她出妾（赶走周氏）。徐霞客是个孝子，母亲决定的事哪怕内心再不愿意也不会说个‘不’字。又安知罗氏的谗言蜚语不同时也在霞客耳边喋喋不休呢？罗氏成功了，‘侍妾’‘孕而被出’事件，终于在这个知名的书香门第发生了。”
周宁霞先生是我尊敬的徐学研究前辈，她为《徐霞客游记》的出版，作出过特殊的贡献。她在徐学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拿 她写的关于纪念李寄的数篇文章来看，都有独到的见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对她在《徐霞客家庭悲剧索隐——解析一个累世谜团》中，把李寄母子被逐出徐家的“元凶”，说成是徐霞客的继配——罗氏。我认为，这一论断，虽然很大胆新颖，但由于相关历史资料的匮乏，她在这里的一些绪论，很值得推敲、质疑。为此，我仅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共同研讨。
一、关于李寄的出生年月问题
在考察李寄母子被逐出徐家这个关键问题时，对于李寄的出生年月的认定是个重要前提。周宁霞先生认为：李寄的“《除夜》既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除夕，据‘堪怜四十今年是（余年生辰在十二月）’之句，减1年虚龄，上溯39年，则李介立之诞在泰昌元年庚辰岁末无疑。”（见：周宁霞《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商榷，《李寄生平年表》中写道：“李寄生年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末（1619）1岁（虚岁）。”薛仲良先生在《李寄传》中也写道：“李寄（1619—1690），字介立，号昆仑山樵，萍客，白眼狂生，三因居士。”我认为田柳和薛仲良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古代人算年龄，一般来说，都是说的虚岁。李寄于顺治十五年（1658）除夕，写道：“堪怜四十今年是（余年生辰在十二月）。”这里实际上李寄说自己虚龄四十岁。因此，田柳、薛仲良先生说李寄出生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末（1619）年，这一年他是1岁，而到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年，刚好是虚龄40岁。显然，这是正确的，因此，周宁霞先生采用“减1年虚龄”，以实足年龄来推算李寄的出生在泰昌元年，不符合古人年龄计算的常规。这一点，刘徐昌先生在《清风扫迷雾，原来好景致——对李介立出生及殓养之人的探讨》一文中，也说得很清楚，他在否认了徐敬承的“介立生于崇祯十四年（1641）及丁文江先生的介立生于崇祯元年（1628）之说后，肯定了李寄生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并且指出“这是徐华根先生和田柳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周宁霞先生有泰昌元年（1620）说，但已作了更正。”确实，周宁霞先生原来在《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记>》一文中，说李寄“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徐霞客家庭悲剧索隐——解析一个累世谜团》中，说“李寄生年是万历四十七年（1620）”（这里万历四十七年，不是1620年，应是1619年，是周先生笔误了。）应该说周宁霞先生原来对李寄生年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周宁霞先生后来怎么改变初衷作了新的判断呢？据周宁霞先生说，因为受到了“吕（锡生）先生的质疑，正是‘质疑’，促使我再次审核旧作，发现这一误算。”这样，她把李寄的生年由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改成了泰昌元年（1620年）。因此，刘徐昌先生说周宁霞先生已经对“泰昌元年（1620）说作出了更正”，这是搞错了，周宁霞先生恰恰把原来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改成了“泰昌元年（1620）”，从而使李寄的生年推迟了一年。
周宁霞先生对李寄生年计算的这一差错，使她在《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中，把徐霞客知晓李寄母亲被逐出徐氏家门的时间同样推迟了一年。她这样写道：“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发生的时间应在徐霞客出游九鲤湖时。”那么，徐霞客出游九鲤湖是哪一年呢？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写道：“泰昌元年，庚申（1620）。先生年三十五岁。是岁先生游福建仙游县之九鲤湖。”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李寄出生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徐霞客在泰昌元年，庚申（1620）去游九鲤湖，那时李寄早已出生，他的母亲周氏早在一年前怀着身孕被赶出了徐氏家门，当时徐霞客正居家期间，对这件事，他是知根知底的，不可能像周宁霞先生所写的那样，徐霞客仿佛是个局外人，听到这消息时，“却如五雷轰顶。”因此，我认为，周宁霞先生之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加上徐霞客在游九鲤湖时的“五雷轰顶”之说，主要为其把李寄生辰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改为泰昌元年（1620）添加一点实证材料而服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靠想象而推断出来的徐霞客的“五雷轰顶”，这不仅不能为李寄生辰提供证据，相反使读者看到这是作者的臆断，增加了这篇论文的硬伤。
二、罗氏是不是制造李寄母亲被逐悲剧的“元凶”
前边，我们对李寄出生的年月作了详细的探讨，这一探讨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弄清了李寄出生的年月，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罗氏是不是制造李寄母亲被逐悲剧的真正“元凶”。在本文开头，我们引用了周宁霞先生在《徐霞客家庭悲剧索隐——解析一个累世谜团》中的一段话，她认为，罗氏“是制造当年家庭悲剧的元凶”。她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徐氏“《宗谱》一字不提罗氏”，连罗氏生的岘也“生卒失考”，“而对‘孕而被出’的妾周氏，对她的改嫁，她的儿子李寄却不吝笔墨，记得相当详细。”二是说罗氏颇费心计，千方百计讨好徐母王孺人，还引用了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的话来证明，从而取得王孺人的欢心，“使老人同意她‘出妾’”。三是直接向徐霞客进“谗言蜚语”，在霞客耳边“喋喋不休”，从而取得徐霞客的支持，后来罗氏的阴谋成功了，李寄的母亲周氏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被逐出了徐家的大门。我认为，周宁霞先生列举的三点理由，尽管言之凿凿，但事实依据不足，不能不令人质疑。
徐氏《宗谱》“一字不提罗氏”，而且对李寄母子却“不吝笔墨，记得相当详细”，不能证明罗氏是制造李寄母子被逐悲剧的“元凶”。周宁霞先生也承认，《宗谱》中隐掉了罗氏这个人，而且把罗氏之子岘也故意归诸于徐霞客之妾金氏。作为徐氏的后人，为什么在《宗谱》中这样做，我认为主要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回避徐母王懦人制造李寄母子被逐的责任。徐霞客的父亲病死后，王孺人成了徐家的实际的掌舵人，因此，她是李寄母子悲剧的实际策划者，制造者及执行者。这一点，周宁霞先生实际上也是承认的，她在《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一文中写道：“而要逐出孕妾周氏，没有王孺人的同意（至少是默许），是不可能得逞的——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事实。”我认为周宁霞先生这一认识是正确的，也符合徐氏家庭的实际的。徐氏后人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按照实情，记载到家谱中，那么王孺人的“贤母”形象会遭到毁损，至少要大打折扣。为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出来代挑责任的人。那么，谁出来当这个“冤大头”呢？他们想到那时徐霞客的继室——罗氏。为什么选罗氏呢？因为罗氏嫁入徐家后，可能发现了徐霞客与周氏的关系，心怀不满，曾经在徐母王孺人面前表露过。即使没有表露，王孺人赶走李寄母子，实则上也是为了安抚罗氏，求得大家庭的稳定。总之，赶走李寄母子与罗氏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用罗氏出来代挑责任，是个较为妥贴的方案，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李代桃僵的现象。二是为了维护徐霞客正面形象的需要。据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记载，徐霞客在这整个一年都“家居”。李寄是徐霞客在家居期间和周氏的非婚生儿子。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即使有三妻四妾，只要明媒正娶都属于合法夫妻，周氏显然不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格塍徐氏宗谱·宏祖》条中，别出心裁地这样写道：“（徐霞客）原配许氏，侧室金氏。子三：屺、岘、岣，屺许出。女一适周仪甫，俱金氏出。又侧室周氏，孕而被出，改适李。生子从其姓，自名寄，字介立，隐居由里山，号由里山人，终身不娶。”宏祖条的这一记载，隐去了徐霞客的续娶罗氏，把罗氏生的岘也归为侧室金氏所生，而把李寄的母亲周氏说成是徐霞客的“侧室”，这样，李寄名副其实地成了徐霞客的儿子，改变了其“非婚生子女”的身份，而徐霞客与周氏的关系也合法了，徐霞客的正面形象也树立了起来。其实，徐霞客是很爱周氏的。在《滇游日记五》中，当他来到一个叫“蹑云”的石桥旁，发现“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这一段文字极其优美，对梅花的赞颂也可谓饱含深情，尤其是其中“恍见吾乡故人”一句，极含深意，这一“故人”是谁？实际上是暗指他心爱的周氏。由此可见，徐霞客对李寄母子是有很深感情的，在李寄母子被逐的问题上，由于是母亲王孺人作出的决定，他虽然心有不满，但出于孝道，为顾全大局，也只能屈从。因此，《宗谱》中这样的改动，虽然隐去了罗氏，但这全是出于保护徐母王孺人和徐霞客的需要。因此，周宁霞先生据此认为罗氏是赶走李寄母子的“元凶”，这样的结论未免缺少确切的逻辑依据。
那么，罗氏是否像周宁霞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徐母王孺人和徐霞客面前进行过挑唆呢？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对这种情况要作具体的分析。当然，罗氏作为徐霞客的新婚妻子，并且又怀上了身孕，发现徐霞客有这样的外遇，心里不平衡，向徐母王孺人甚至徐霞客，诉说心里的不满，这种概率是存在的。但是，目前现存的徐氏《宗谱》及相关资料，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因此，也有另一种可能，罗氏由于家庭教养较好，她虽然知道了徐霞客与周氏有染，而且周氏怀有徐霞客的孩子，但她恪守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的要求，未曾在徐母王孺人和徐霞客面前表露过，始终默默忍受，而是徐母王孺人发现后，悄悄地把周氏赶出了家门。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更大，理由如下：一是徐母王孺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周氏怀孕后，她肯定会极早发现，即使她有怀疑，因为届时徐霞客正在家中，她可以从儿子那里得以确证，为此，她可以在罗氏发现前，及时进行处理。二是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称颂徐、罗两家关系融洽，说：“（罗）济之有快婿曰徐”，还说罗氏在徐家表现极好，是个讨老人喜欢的人，“继罗事始孝，尝先意为姑种植。”知道王孺人喜欢在藤罗架下纺织，早早地在藤罗架下种植。我认为，这都说明，李寄母亲周氏怀孕，并没有妨碍到徐、罗两家的关系。而之所以没有妨碍到徐、罗两家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王孺人及早处理了李寄母子，把他们赶出了徐家，罗氏根本没有发现周氏怀孕一事。当然也有可能由于罗氏修养较好，即使发现了，也没有表露出来。因此，我认为，徐氏《宗谱》抹去罗氏，只是转嫁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能证明罗氏是迫害李寄母子，并把李寄母子赶出徐家的“元凶”。
三、究竟是谁制造了李寄母子被逐的悲剧
那么，是谁制造了李寄母子被逐的悲剧呢？我认为，这出悲剧的策划者、制造者、执行者是徐母王孺人。
李寄母子被逐是件牵动徐氏家族的大事，这必须由徐氏家族操控实际大权的人才能作出决定并付之实施。那么，李寄母子被逐时，徐氏家族谁是真正执掌家庭大权之人呢？这是徐母王孺人，决不是徐霞客继娶的罗氏。陈继儒是徐霞客的知己，他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中，曾在徐霞客拜访他时问：“亲在乎？”徐霞客回答他说：“吾翁豫庵公捐宾客者二十年，独母王孺人久支门户，课夕以继日，缩入以待出，凡饘酡、酒醴、塗茨、樸斫以及鸡埘、年宫之类，诸童婢皆凛凛受成于母。”这充分说明，当时徐母王孺人在家中是大权独揽之人。因此，李寄母子被逐，没有王孺人的决策，而且亲手操作，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王孺人是如何把李寄母子逐出徐家的呢？我认为，凭着王孺丰富的生活经验，她一定知道这决不是像辞退一个普通奴仆这样简单的事，这实际上是一次转移家庭矛盾的复杂的安置工作。因此，她做了三件事：一是把李寄母子安排到徐家祖茔之地，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为什么把他们安置到徐家祖茔之地呢？这首先是为缩小社会影响，也即是保密的需要，其次是为保障李寄母子的生活，能让他们不必为柴米油盐来担心。这一点，在江沙同志的《敔山湾徐家祖茔‘墓志铭’碑石的发现和考析》一文中得到了证实。江沙同志和殷新室、徐希玉一起到双林庵去拓、抄徐元寿之母陈儒人的墓志铭时，在访问村民时，村民告诉他们：“双林庵有南庵、北庵。……一口古井犹在，水质甘甜。他们说双林庵西边2000多米的宝仓庵，原来是徐家的粮仓。那里还有半田大的牛休脚的地方。……当时徐家在这里拥有许多庵田，足以维护守护祖茔人员的生活。因此，周氏被遣送到双林庵来，温饱是无忧的。”这正是王孺人的高明之处，周氏能解决了温饱，当然也不会再生出什么变故来。而这一切，也只有王孺人才可能做到，刚嫁到徐家的罗氏是无法作出这样安排的。二是做好周氏的工作，让她嫁给一个姓李的守墓人。周氏虽然生活有了着落，但王孺人担心的是周氏的身孕问题，因此，她又做了周氏的工作，让周围氏嫁给了一个李姓的守墓人。那么，这个李姓的守墓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原来，有些徐学工作者一直认为，这个李姓的人是靠徐家陇岗较近的小李家村人，但后来据徐希玉先生考证并发现这个李姓的人是“双林庵旁的南湾村”人。他这样写道：“原来南湾村在明朝中期有李姓居住了！也许李朱珙迁居旺湾后，子孙们并没有旺起来，随着‘荣不过三代’，沧桑的变迁，再加上李家人丁又不兴旺，日渐贫穷论为看坟人也未尝没有可能。”因此，他认为“李寄既不是出生在‘周庄李家下头’，也不是出生在‘敔山湾小李家村’，更不是出生在‘峭岐钓台村’，而是出生在敔山湾南湾村。”（徐希玉《李寄出生地考》）。我认为徐希玉先生的这一考证是比较科学的，是可以信赖的。因为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那样，王孺人在安排李寄母子时，她有两个原则，一是要让李寄母子生活有着落，另一个是尽量缩小社会影响，也是要保密。而把周氏嫁给南湾村的李氏，而李氏又是个徐家祖茔的守墓人，这样，既可解决李寄母子的生活问题，又便于保密，缩小社会影响，因此，徐希玉先生这一考证符合徐母王孺人的思想实际，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三是徐母王孺人对李寄母子的安置，肯定曾与徐霞客通气，并征得徐霞客同意的。徐母王儒人一向尊重徐霞客的意见，明显的是在徐霞客的出游上，不但大力支持，而且亲自制作了远游冠。徐霞客对母亲王孺人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吴国华在《徐霞客圹志铭》中写道：“然霞客之游，非仅有胜情胜具也，实有至性。先以母在堂，定方而往，如期而还。如游东白玄三岳，齌戒为母祈年，至九鲤湖求梦，为母卜算，每得仙芝异结，必献为母寿。”因此，在这件关于到徐霞客切身的大事上，徐母王孺人一定会把自己如何安置李寄母子之事，征求徐霞客的意见，徐霞客一定会服从母亲王孺人的安排，给予积极的配合。正因为这样，徐霞客在李寄出生的那年（1619）在家里呆着，直到第二年（1620）5月6日才与族叔芳若离家入浙，并转入闽地，游览了九漈。这次游览，“往返六十三日”。周宁霞先生认为，“从现存《游记》看，此前徐霞客出游均在秋、冬、春三季，少则半个月即返，多则匝月或略过数日即归。可这次游九鲤湖却一反常规，正值盛夏，怕也受不了罗氏的聒躁，那怕酷暑之际也要躲出去了。”后来还写道：“（徐霞客）出门两个多月，游得畅快，进得家门却如五雷轰顶：自己的闺中知己，有孕在身的侍妾周氏已被逐出徐门，成了别家之人”（见周宁霞《徐霞客家庭悲剧及李寄生年再探讨——兼答吕锡生先生的质疑》）。周宁霞先生这一记载，已是李寄出生后的第二年（1620）的事，这时，徐霞客早已知道，他的母亲王孺人把周氏安排到云亭徐家坟场，并知道周氏已嫁给一个姓李的守墓人，生活有了着落，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为罗氏的聒躁而躲出去，也决不可能因为知道周氏被“逐出徐门”而“五雷轰顶”。显然，周宁霞先生为徐霞客的九漈游加上这些内容，共目的很明确，主要为把李寄出生年月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改为泰昌元年（1620）而服务，让人们相信泰昌元年（1620）徐霞客才得悉李寄母子被逐出徐门，从而证实她对李寄生年的改动是合理的。其实，周宁霞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一来，反而成了“蛇足”。
周宁霞先生，正如我前文所说，她是我尊敬的徐学前辈，这里提出李寄生年的不同认定和对赶走李寄母子“元凶”的个人见解，这只是学术上的一种讨论，因此，欢迎更多的徐学界的同仁能给予关注，并给予批评指正！
2021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