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梧塍徐氏的懿行善举之一：忧国忧民输粟赈灾
刘徐昌
梧塍徐氏出了个振奇士徐霞客，论者认为徐家之所以能出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徐霞客的个人努力是其主要因素，但与其母王孺人的教育，甚至与其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笔者认为徐霞客之所以能成为徐霞客，与他的家庭影响固然是分不开，而其二百多年的历代家风对徐霞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徐霞客成长过程中对梧塍徐氏的家风传统、懿行善举的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梧塍徐氏从九世孙徐麒（梧塍徐氏以徐锢为一世祖）至十七世徐宏祖共经历了九代270多年。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看，这九代中，每代都有懿行善举，创造良好家风，并代代传承不替。总括起来，他们主要做了三大方面的善事，即输粟赈灾，重建祠宇、修造桥梁。现先论其忧国忧民、输粟赈灾之事。
“正统四年（1439）夏三月，京师大水，坏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区。顺天、真定、保定三府州县倶大水。”是年“六月乙末，京师地震。丁酉，以京畿水灾祭告天地。”（《明纪•英宗正统四》卷十三）这年的朝廷真是雪上加霜，既是水灾，又有是地震。于是“朝廷有劝分之命”（陈敬宗：《明故徵君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也就说，朝廷下了诏书，号召天下士绅、富户捐献钱粮赈灾救民，为国分忧。皇上下诏的事传到江阴后，梧塍徐氏年届79岁的徐麒（1361—1445，字本中，号心远）对大儿子徐忞、二儿子徐悆说：“粟不可不储，复不可不散；不储则难以展德，不散则易以致殃。吾有余人（而）不给，非仁也。况天子有命乎？亟散之，勿后。”（《墓志铭》）徐麒话的意见是，儿子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粮食是应该积聚的，如果平时不注意节约用粮、积聚粮食，那么这样的家庭就是没有道德的家庭。积聚了粮食就一定要输出、散给，如果只积不散，有时就会招致祸殃。我们家的粮食富足有余，别人都因受灾而忍饥挨饿，这是很不仁义的事；更何况天子已经下诏书，发出了捐粮赈灾的命令，你俩赶快行动起来，将自家的粮食捐献出去，千万不要落后于人家！
徐麒有4个儿子，长儿子徐忞（1393-1475）次儿子徐悆（1406-1459），三儿子徐應（1422-1465），四子徐懋（1439-？），徐忞当年是47岁，次子徐悆是34岁，三儿子徐應还只有18虚岁，尚未加冠成年，而第四子徐懋刚刚出生，于是输粟赈灾的大事就只有大儿子与第二个儿子出来担当了。徐忞，字景南，号退庵别号梅雪；徐悆，字景州，号节庵，别号竹雪；徐應，字景高，号劲庵，别号松雪；徐懋，字景阳，号晓庵，别号松云（后出继峭岐徐伯善），徐家兄弟四人的名字号也别有雅致。徐忞、徐悆弟兄俩听从父亲的话毫不犹豫地开仓输粟，拯救灾民。“二子受命，各出粟四千斛以赈。”（《墓志铭》）而刘铉的《敕书楼赞》则说：“（景南）出粟二千石，以归有司。其弟景州亦如之。”两处记载数字似不一样，一说“各出粟四千斛”，另一说“出粟二千石”，其弟“亦如之”，其实数字是一样的。据《辞海》介绍，南宋末年改作一斛为五斗，一斗为16斤，则每斛为80斤，4000斛就是32万斤，那么弟兄俩共捐献了64万斤粮食。又，一石为十斗，一斗为16斤，一石就是160斤，每人出2000石，共为64万斤，两处记载量字不同，其实一样。梧塍徐氏一下输出64万斤粮食不要说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就是在今天，其贡献也确实很伟大的了！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64万斤粮食能救活多少饥民？其功德无量矣！
徐家这样伟大的义举，通过江阴县官向上逐报汇报，最后明英宗下令褒奖，不仅下了圣旨，而且还派了朝廷大臣，带了随从人员，担着御酒、牵了羊，直接来到梧塍进行嘉奖。《敕书楼赞》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件事：“天子嘉之，差大行（官名，掌接待宾客的事情，这里指特派的专门官员）持敕旌其义。赐以羊酒，复其家。”其敕书（即圣旨）内容是，“直隶常州府江阴义民徐景南，国家施仁义，养民为首，尔能出谷二千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谴员赍敕谕尔劳。以羊酒旌为义民。——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梧塍徐氏宗谱》卷首（上）P70）家谱所记应是确实可信的了。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只写有“徐景南”一人，其实，皇上圣旨，是正儿八经的，一家以长者为代表加以表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家得“朝廷嘉锡之如此，诚非常之遇也。”（《敕书楼赞》），面对这样的殊荣，一是为了珍藏圣旨，二是将此殊荣传示子孙，于是，在正统五年（1440）开始动工，特地建造了一座楼，用来珍藏圣旨，命名为“敕书楼”。正统六年（1441）春天，徐景南上京向皇上谢恩，顺便与翰林院修撰张益（字士谦）一起去拜访了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泰和（即今江西省泰和县）人王直为之写了一篇纪念性文章《敕书楼赞》。此文写于正统辛酉（六年，1441）岁，三月既望（即三月十六）。
关于徐家输粟赈灾的事，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证一下：徐家输粟的时间研究是那一年？上文我认为是“正统四年（1439）”而陈敬宗写的《墓志铭》说：“正统辛酉岁大饥。”正统辛酉为正统六年（1441）。个人认为陈说是错误的。其一是据家谱所载皇上下圣旨的时间是“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从这两者的时间可以看出，皇上圣旨比徐家输粟早了一年，没有先有圣旨褒奖，后有输粟行动的事，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王直所写的《敕书楼赞》也在正统辛酉（正统六年1441）三月十六日，那未，造楼还要时间，上京谢恩、拜访恳请王直写作还要时间，那输粟的事一定不在“正统辛酉”而是在其前了。
其二、陈说：“岁大饥”，因此皇上下诏书，劝天下士绅，富民捐钱粮赈灾，可见这“大饥”不是一般的“大饥”了，它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程度相当严重，要解决此难题，国家也深感困难，如果一般的饥荒，皇上或地方能够解决的也不用下诏书了。这样的大灾难，史书一定会有所记载。一般说来，从当时的科学水准或是理政能力以及生产力水平来看，全国遭灾是常事。但是大灾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查明朝通史记载，正统四年（1439）的水灾之大，惊动皇上，皇上还特意“祭告天地”，正统五年（1440）的记载是“冬十一月壬寅，赈浙江饥，壬子免苏松常镇湖水灾税粮。”这年的灾害似乎也很大，它涉及面也很广，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湖州府，太湖流域的五府都遭了灾，但它与正统六年的京畿水灾相比还是不及的，而且其影响力也远远不及京畿地区的，政府的措施也只是“赈饥”、“免税”而已，而京畿遭灾后，皇上都行动起来“祭告天地”了。
再说从开仓到下圣旨褒奖也很费时间和周折的，先说输粟64万斤粮食也不是十天半月就可完毕的。就徐家而言,虽然富足有余,但他很费心机,一般要到秋收后田租收齐后才陆续装运。再说褒奖,一般的过程是要将所褒奖之事由知县上报知府,知府上报学政大人,学政再直接上报礼部,礼部拟旨上报皇上准许然后才能下行。而且当时的江苏学政衙署尚未迁来江阴，还在应天府（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才从应天迁来江阴的），这一过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由此看来，正统四年（1439）输粟，正统五年（1440）七月初十日下圣旨褒奖，正统六年（1441）“敕书楼”建造完工而写赞文是合情合理的事。
陈文为什么会出现此错误呢？陈的《墓志铭》写于徐麒殓葬的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也就是说陈写此文时离徐家输粟起码要相差8年多时间，很有可能他写此文时，已看到王直于正统六年（1441）三月写的《敕书楼赞》，于是就将“正统六年”误认为输粟时间了！
徐麒父子在国家遭殃，人民受灾之时，毫不犹豫地捐粮救灾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到徐霞客母子这一代。在他们父子三人捐粮185年后的天启四年（1624），江阴一带也遭受了水旱之灾，农业歉收，米价上涨，农民挨饿，这时，徐母要求儿子徐霞客也要像老祖宗徐本中一样开仓散粮，拯救灾民。徐霞客所从母命不仅开仓散粮，还减免自家佃农的租粮，以救活那些受饥饿的农民。这件事是陈继儒在《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中是这样记载的：“甲子（天启四年，1624）岁恶，粟价翔踊。孺人命弘祖蠲数十石以活饿人，曰：‘有本中徵君故事在。’”“有本中徵君故事在。”这句话就是指的徐麒当年捐粮救灾的事情。事过185年，徐家后人还不忘其事，不仅说明他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每当百姓有难而开仓赈粮的美德确实是梧塍徐氏的家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