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徐学专家新发现陈函辉《劝往海外》诗
——从“徐霞客一直把陈函辉作为引路人”谈起
丁式贤
[i]
近日，接到“游圣”故乡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编的《徐学研究》（2019/2）上，读到了缪幸龙、蔡崇武两位徐学专家撰写的“新发现的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考析”和“关于新发现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引起的思考”两篇宏论，反复读了多遍，深感特别亲切且富有吸引力与感召力。愚从事徐霞客（包括陈函辉）研习30多年来，还是首次看到对徐霞客与陈函辉之间真切的友情，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极高的评价：不仅认定徐与陈是“知交”且“徐霞客一直把陈函辉作为引路人”；“陈函辉比任何一位亲友都要有发言权”；“两人的友谊在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实践中提升到了空前高度。”等等。
缪文写道：最近，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一套刻印于明代的善本书——徐霞客挚友陈函辉的诗作《寒山诗合选》，内有一首名为《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以下简称《劝往海外》）的五言古风，经查徐学研究相关文章，未发现有徐学同仁研究过，属于首次发现。该诗全文如下：
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
寻山岂不遐，未闻远临水。风波有隐民，湖海多豪士（杜云：二语虽劝之浮海外，亦自写其生平）。既以客为星，江天任所止。三神隔十洲，褰衣涉其汜（钱云：如遇秦汉之君，当褰裳濡足）。言借葛陂龙，复救琴高锂（杜云：奇思凑泊）。讵曰汗漫游，有本者如是（杜云：此语惟霞客无愧）。
徐仲昭云：吾弟游遍九州，未出海外。得木叔此诗劝驾，以丙子竟往昆仑，复西行几十万余里，载之志中，真古今第一奇事。
钱云：霞客自海外归，余往访之，时霞客病足，就榻畔听谭海外事，是一本活西游记。木叔此诗，殆道其实。
杜云：劝人海外，题已奇矣，而诗乃留意于隐民豪士，寒山一片求友爱才之忱，不觉道出。
以上夹评与尾评中的“钱”与“杜”，指的是陈函辉好友钱邦芑与杜诏先。钱邦芑（？——1673）字开少，镇江丹徒人，工诗，曾应陈函辉之邀参与编修靖江县志，后削发为僧，法名大错，隐居鸡足山，继徐霞客之后编修鸡足山志。杜诏先（1611－1687）名浚，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乔居江阴，诗文闻名海内，受到龚鼎孳、吴伟业等人的推重。
《寒山诗合选》，是由“小寒山陈函辉木叔编次”，“京口钱芑开少甫、黄冈杜诏先于皇甫选评”。按钱邦芑为《寒山诗合选》所作序言称，之前十多年间，分别于“辛未（崇祯四年，1631）秋，同友人潘公木游金陵，晤寒山于杨龙友处，归即选其诗得百余篇。已卯（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同吴门张草臣选得二百篇”。“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读书马洲（靖江别称）署中，读寒山全集，选得诗一千一百余篇，分三集，一《寒玉》，一《寒光》，《一寒香》，俱刻行世。”之所以再编《寒山诗合选》，是因为“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再过骥江（靖江别称），则寒山新诗又盈帙矣。因汇前后诗，与楚中杜于皇商论删削得四百余”篇，分九卷，题曰《寒山诗合选》”。杜诏先在为《寒山诗合选》所作序言中称：“余以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秋日走骥江晤陈寒山先生，先生一见，待以国士，示余以诗集四种，已刻者三，未刻者一。已刻者既已行世，名海内，未刻者亦多脍炙在人口。而先生教之曰：‘子必同钱子开少为我严选之，选其真可以抗前人者乃可传后人，匪是则乙之而已’。余谢不敢，先生不可，于是乃为收视返听，以夜继日，凡潜心十五昼夜，拔其尤萃者十分之五，共若干篇”。
为此，愚重新查阅，早在20余年前，为筹备省徐霞客研究会与台州主政部门联合举办台州天台山与临海市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愚的同仁挚友周琦撰写的“徐霞客台州新史料考析”和他与本人同撰的“徐霞客台州新史料考析简述”及至交朱汝略有关陈函辉诗作笺注等史实，《劝往海外》一诗最早是陈函辉题赠徐霞客的组诗《前纪游诗》十九首中之第十一首，原本只有编号没有标题。《前纪游诗》“作于徐霞客于崇祯五年（1632）四月三游天台、雁荡之后。因徐霞客与陈函辉在临海巾山‘小寒山’‘烧灯夜话’时，徐霞客‘出《秋圃晨机图》与黄石斋先生所赠《长歌》见示’，陈函辉‘读之三叹’，并对‘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的徐霞客钦佩不已，‘因挑灯赋古风十九章，聊写已怀’。其诗当作于是年”。此年陈函辉尚未考中进士。
据考，《寒山诗合选》是陈函辉在靖江从政时期刻印的最后一部诗选，根据杜诏先序言最后落款“崇祯辛巳仲秋日”，该诗集编写完成时间当为当年的农历八月，离徐霞客正月二十七日去世不到一年。检索陈函辉所撰《霞客先生墓志铭》中，有“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由鸡足而西出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复策仗西番，参大宝法王”之说，《寒山诗合选》编选完成时间应该在《墓志铭》完成之后。该集中《前纪游诗》选了六首，其中前言中的内容在《寒玉集》基础上作了缩减，而原本属于《前纪游诗》第十一首的《劝往海外》一诗特意编在《前纪游诗》之后单独列出，并配上标题“霞客独游三十年多在名山特赋俚言劝往海外”，同时增加徐遵汤、钱邦芑、杜诏先的夹评和尾评。这显然是在刻意颂扬徐霞客晚年不负陈函辉劝驾圆满完成西游海外的壮举。
以上检阅与缪先生文中陈述的完全吻合，但我们在论述陈函辉与徐霞客交谊诗时，除论及徐遵汤（仲昭）外，并未发现陈函辉在江阴还有钱邦芑、杜诏先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与得力助手。
《劝往海外》诗，由于原诗没有标题，故周琦（缪文误为李琦）在新发现陈函辉与徐霞客上百首诗，其中直接的50余首交谊诗中，只是列入，并由朱汝略作了笺注，但未作深研。后来，陈函辉经历了霞客仙逝的悲痛，在《墓志铭》中道出了“霞客去矣，将谁为语”的感叹语；同时又为霞客已实现了周游海外的宏愿而欣慰自豪，故将《劝往海外》诗单独列出，配上既达意又通俗的标题，并请几位同好作序夹注，最后才编入《寒山诗合选》中。这次被缪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查到，正如他们文中述：“经查徐学研究相关文章，未发现徐学同仁研究过，属首次发现”。现实确是如此。
缪先生在宏文中还怀着欣喜的心情贴切地写道：《劝往海外》一诗的发现，传递出以下重要的信息：
以前我们单从《徐霞客游记》和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的记载里，感觉徐霞客决策西游完全是个人自发的行为。《劝往海外》一诗发现后，从标题和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陈函辉的一番识见高远又通俗易懂的话语启发了徐霞客，使徐霞客游历方向和人生追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以后徐霞客一直把陈函辉作为引路人，以西游海外、探索江源作为行动目标，竭尽全力朝着这一目标一步步前进。
徐霞客决策海外之游，是在离“烧灯夜话”的崇祯五年壬申（1632）之夏二年以后的崇祯七年甲戍（1634）。从日记文字看，他对海外之游一直有着非常迫切的愿望。
徐霞客出游前，做了大量调查和准备，对行走路线做了详细的规划，临行前给陈眉公写了信，与徐仲昭道了别。到了峨眉山前，专门写信寄给陈函辉。出外番分界地前，又专门给陈函辉写信，托钱谦益转交，整个过程显示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从出外番分界地前给陈函辉寄信，联系到《寄陈眉公书》中提到的“计（崇祯九年）八月乘槎，（十年）春初当出丽江番界。昔年曾经其地，候一僧失期而返。窥其山川绝胜，以地属殊方，人非俗习，惴惴敛履”，综合看来，徐霞客显然是想与自己的知交陈函辉分享历经艰难终于成功走出番界时内心的喜悦。
徐霞客弥留数日前，命长子徐屺到靖江拜见陈函辉，送上手书“寒山无忘灶下”。陈函辉认为，这体现了霞客“笃于交情，湛然不乱”。临终前，托徐仲昭请陈函辉撰写墓志铭，希望通过陈函辉的笔让自己的事迹永垂不朽。陈函辉被霞客的真情与行动深深感动，特意将烧灯夜话时写就的赞颂霞客的组诗《后纪游诗》序言作了较大改动，增加了“霞客去矣，将谁与语”的感叹语，并饱含深情为徐霞客写了长达4700多字的《墓志铭》，对徐霞客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陈函辉的见识感动了徐霞客，徐霞客的行动反过来感动了陈函辉，两人的友谊在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实践中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
二、
徐霞客最后一次万里遐征确实到达了西番
乾隆《腾越州志·流寓·徐弘祖》内，有徐霞客“寻金沙江源，极于牦牛徼外”的记载。吴国华、陈函辉、钱谦益《圹志铭》、《墓志铭》、《传》中，也一致记载徐霞客到过西番。
而《劝往海外》一诗中，钱邦芑在尾评中明确表明见到了从海外归来的徐霞客，并且亲耳听到了徐霞客在病榻上讲述的海外奇闻，盛赞这样的新鲜事简直是一本活《西游记》。钱邦芑见到徐霞客时，很可能是徐仲昭领路、陈函辉也在场。当然，即使陈函辉不在场，钱氏回到靖江后一定将见面的详细情况说给陈函辉听。由此可以看出，陈函辉、徐仲昭在霞客去世后撰写的《铭》、《传》，依照的肯定不全是霞客家人的整理而成的西游简况，而是有亲耳听到的真实内容。陈函辉因为对霞客西游全过程有清楚的了解，加上有霞客寄自番界的书信以及霞客回到江阴后的谈话为凭，对霞客是否到过海外比任何一位亲友都要有发言权。霞客去世后，陈函辉特意将《劝往海外》一诗单独列出并配上标题、请钱邦芑等好友加入夹注与尾注，意图很明显，他对徐霞客到过海外深信不疑。
霞客去世前，总结自己一生，把自己与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出使西域的三位历史名人‘张骞、唐玄奘、耶律楚材相提并论。钱谦益在《传》中引用霞客之话说道：病甚，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过去学术界解读此话时，只是将徐霞客到达的“西域”理解为日记中提到的广西、贵州、云南，至于海外则不在其列。《劝往海外》一诗发现后，结合陈函辉的识见再看霞客这段话，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三位豪杰足迹都到了海外，如果霞客没到达海外，一生说话谨慎的他会如此自豪地将自己与三位豪杰放到一起说事？只有完成了海外之游这一伟大壮举，成为了陈函辉诗中所说的“豪士”，才会自我感觉有资格与三位豪杰放到一起相提并论。
三、徐霞客去世时间应以墓志铭为准
民国时代的云南知名学者方树梅在《大错遗文霞客自滇归年之贡献》一文中说道：“大错和尚修鸡山志，余于友人处见其稿本第六一册，于‘流寓徐宏祖事略’后有文一段曰：‘（霞客）癸未（1643）自滇归，犹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按照文中说法，徐霞客崇祯十六年癸未还活着，钱邦芑此年还见到过他。学术界有的文章据此怀疑陈函辉所撰《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以及《梧塍徐氏宗谱》中所载的霞客卒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不可信，应以钱邦芑此文记载的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自滇归来以后为准。《劝往海外》一诗发现后，钱邦芑见到自滇归来的徐霞客的时间明确定格在了崇祯十四年秋季之前，并且有陈函辉、徐遵汤等一群好友集体作证，可信度远远高于方树梅的引文。由此看出《霞客徐先生墓志铭》所载霞客去世时间完全正确，无可厚非。
四、徐霞客出游初始时间比学术界一致认为的早
过去由于这方面可资征信的资料非常稀缺，学术界一直根据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记载的“万历丁未始泛舟太湖”，认为徐霞客始游年龄为22岁，时间为1607年。而在《劝往海外》一诗中，陈函辉用了“三十年”这样一个确切的数字明确表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他与47岁的徐霞客“烧灯夜话”时，徐霞客逛游时间已达三十年。由此往上推算，徐霞客始游时间为1602年，年龄为17岁，比始游太湖时间早了5年。至于到了哪些地方、有谁陪同、采取了什么行走方式等等，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劝往海外》一诗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徐霞客是否到过西番等疑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为研究徐霞客与陈函辉、钱邦芑、徐仲昭等好友的关系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相信随着对此诗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有新的徐学成果问之于世。
缪先生所述的四个信息，得到了徐学专家，现任《徐学研究》编委会主任蔡崇武教授的首肯。他撰文写道：读了缪幸龙同志的《新发现的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考析》，我十分振奋，因为徐霞客的海外之游，是徐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我赞同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这一发现传达了四个信息的意见，尤其是前三条。为此，在缪幸龙同志论述的基础上，我感到，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析，以便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讨论。这一发现，蔡教授认为是提供了徐霞客海外之游的最有力的关键性证据。
其实，在明末清初，也即徐霞客的时代，关于徐霞客海外之游，是被一致认同的。其主要的历史记载，集中在关于徐霞客的四个铭序中。最早记述这件事的是吴国华。他在《徐霞客圹誌铭》中这样写道：“最奇者，晚年流沙一行，登昆仑天柱，参西番法宝，往来鸡足山中，单装徒步，行十万余里，因统计局探江、河发源，寻三大龙脉，此又台、禽所未经，桑、郦所未疏，直抉鸿濛未凿之窍，非有胜情胜具能之乎”？吴国华的这段话，言之凿凿，把徐霞客海外之游写得十分清楚，我认为虽然有些夸大，但是，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吴国华是徐霞客的连襟，大家知根知底，而且这次写生圹誌，是徐霞客生前派儿子徐屺进京，在探望黄道周的同时，请吴国华写的，所以，他记载的海外之游的真实性，应该是可靠的。接着是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里写到了这件事：“由鸡足而西出石门关数千里，至昆仑、穷星宿海。登半山，风吹衣欲堕，望见外方黄金宝塔，又数千里遥矣。遂发愿复策杖西番，参大宝法王。鸣沙以外，咸称火聚，如迷卢、阿耨诸名，由旬不能悉……霞客何以如飞鸟行空，岂非有大因缘在耶”？陈函辉比吴国华写得具体，说出了徐霞客去海外之游的路线：由鸡足山出石门关，但登昆仑，到西番参大宝法王，与吴国华是相同的。陈函辉是徐霞客的挚友，从这次新发现的劝徐霞客去海外游的诗来看，他是知道徐霞客去海外游的经过的，因此，我认为陈函辉的记述也是可信的。下面还有钱谦益、徐仲昭等（本文从略）。
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的发现，是徐学研究中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它可以毫无悬念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因为陈函辉这首劝徐霞客海外之游的诗中有三则尾评，第二则评是徐霞客的挚友钱邦芑的，他这样写道：“霞客自海外归，余往访之，时霞客病足，就榻畔听谭海外事，是一本活西游记。木叔此诗，殆道其实”。这一尾评，是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实证材料，钱邦芑不仅直接点明了听徐霞客谈论的内容是“海外事”，而且把当时交谈的时间——“霞客自海外归”，起因——“余往访之”，访谈情景——“时霞客病足，就榻前听谭海外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因此，这是徐霞客海外之游的十分罕见的实证材料，也是关键性的历史证据。更可贵的是，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有三则尾评，这说明，钱邦芑到徐霞客家访谈海外之游一事，不仅陈函辉知道，另外两个加尾评的徐仲昭、杜诏先也一定是知道的，正如缪幸龙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很可能其他人还陪同钱邦芑一起去访问了徐霞客，这一推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因此，陈函辉这首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实际上成了徐霞客海外之游的集体证明之历史证据。我们知道，历史上新的发现，常常能改变人们先前的认知。陈函辉劝徐霞客游海外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真实性、确凿性，它像一声惊雷，一扫笼罩着徐霞客海外之游历史谜团上空的乌云，让我们看到了海外之游确是客观存在，在学术上直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我想，这才是这一发现最大的历史价值。
蔡教授依据近百年来徐学研究的各种见闻，在宏文中作了精辟的比较与论述，最后以他资深的学识与实践经验，提出了慎重的见地。他最后写道：对徐霞客究竟有否去海外，有否到过昆仑山，随着陈函辉劝霞客作海外游一诗的发现，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突破意义的新发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长期来，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我认为，徐霞客很有可能到过昆仑山，只是目前资料的缺失，才造成历史的悬案。因此，我建议，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借助这次陈函辉新诗的发现，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争鸣，让大家各抒已见，从争议中还原历史的真相。
当然，不管争议的结果怎样，我认为，缪幸龙同志对陈函辉的劝徐霞客海外游诗的新发现，为我们研究徐霞客海外游，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就此停步，应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也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和创意的收获！
愚以为这是我们徐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愚在30多年的徐学研究中，就亲身经历了多次。一是，2006年5月，愚和至交周琦出席在宁波举办的“徐霞客与宁波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交流了“徐霞客台州新史料考析简述”，受到与会者的赞肯，文中论及陈函辉早期的诗作，也就是他的好友钱邦芑所述，之前十多年间，同友人潘公木游金陵，晤寒山于杨龙友处，归即选其诗得百余篇，其中包括陈函辉的《前记游诗》十九首。也就是在这十九首诗中，其中有一首“答友人问台州有何佳境”，我们认定这位“友人”是指徐霞客，因而引来了徐霞客三游台、荡。可是有的同仁开始时不大认同，他们认为此时陈函辉还不一定认识徐霞客，这个“友人”可能是泛指。为此我们又查考到了陈函辉作于同期的另一首诗，其中有“累世称通家”句，陈函辉将徐霞客视为“通家”关系，是借东江高士徐孺子与名臣陈蕃为至交的典故，来体现两者有着世代良谊的之交，因而徐霞客在游天台山前的书函往复均在情理之中。
二是，关于陈函辉这篇《徐霞客墓志铭》，有人提出三点质疑：一、陈函辉自述与徐霞客“交最久”不可信；二、徐霞客三游台、荡均过临海“小寒山”处不成立；三、徐霞客三游台、荡不存在。对于这“三不”我与同好周琦、许尚枢、严振非、郑瑛中等摆事实、查史实，撰写文稿，予以遂条回应。（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最后统一为四句话，即陈函辉是徐霞客“三游台荡的引荐者、西南遐征的策划者、霞客墓志的撰写者、志同道合的爱国者”。此结论得到徐学专家唐汉章、李宝根和何公慰等首肯，并被收入江阴徐霞客研究会主编，张秉忠、徐和明编著的《旷世游圣徐霞客》、文汇出版社于2013年3月出版的文史巨著中。
实践证明，学术研究开展争鸣是必要的，从争鸣中还原历史的真相，推动事物的发展。因而《徐霞客研究》专辟“论坛和争鸣”专栏，让同仁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争鸣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值得提倡。
在这里愚还要通报徐学同仁们有关陈函辉故乡发生了两件幸事：一是陈函辉曾在江苏靖江任县令6年，其中5年吏部考核第一，深受百姓爱戴，《光绪·靖江县志》和新编《靖江县志》均为其立传，当地百姓还以“千古流芳”作诗传颂。2016年，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靖江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学习陈函辉事迹，塑造靖江城市精神。2017年4月还组团来陈函辉故乡临海拍摄纪录片《陈函辉》，每周日在《靖江印记》栏目中播放，影响深远。二是，2018底，愚忘年交文友、临海市考古所所长彭连生，从温州市博物馆获得绘于明末清初的陈函辉画像一幅，并撰文“陈函辉史迹搜寻记”，在《台州日报》和《临海社会科学》上发表，呼吁修缮“陈函辉故居”和“陈函辉墓”，并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着《劝往海外》诗的新发现，不言而喻，陈函辉与徐霞客的至交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以往存在的种种谜团迎刃而解。面临值得同仁们思考和关注的愚以为有必要深入研讨的是：应当说《劝往海外》诗的新发现和蔡、缪两位专家宏论的发表，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值得肯定与推崇，当前应与正在兴起的习近平主席创导的“一带一路”有何内在联系，徐霞客游过的“西番”，现今当是哪些鄰国，与西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有否联系？再就是与江阴、宁海、天台共同发起的徐霞客游线古道“申世遗”有哪些联系？蔡教授举荐的无锡徐学专家吕锡生绘制的徐霞客“海外”游及其回程路线是否可行？这些都值得探讨与深研。
说句心里话，愚自2015年乔迁杭州颐养天年之后，先后主动辞去了台州市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临海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顾问和王士性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等职务，本想可以搁笔了。谁知来杭不久，接到省徐霞客研究会祝建国副秘书长来电告知，研究会为了体现老中青三结合，把愚以老人身份留任理事和原学术委员职务，并通知愚撰写论文准备参加在衢州市举行的“徐霞客游线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同仁们见愚头发虽然白了不少，但精神状态仍不减当年，因而还派车接愚参加在江阴、金华、天台等地举办的徐学研究活动。在江阴参加纪念徐霞客诞辰430周年暨第十二届徐霞客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目睹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换届选举后，王宝才、徐冬青、顾晓华、曹立波、徐建春、刘瑞升、任小玫等新任正副会长们充满活力，思路清晰；江阴市徐研会的老领导仍活跃在第一线，指挥自如 ；年青接班人单旭、肖卫琴等尤为热忱，给人以归家之感；更令人敬佩的是比我年长的老专家朱钧侃先生（曾任江苏省徐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编《徐学发展史》等），他不仅向大会传递了温家宝同志仍关注徐学研究的来信并施稿多篇，还以主人翁身份，穿上黄马褂，当起大会“义工”。这一切，对我这位准备消闲遣兴者来说，真是无地自容。
回杭后不久，又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十分强调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愚以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遗产的徐霞客文化，更应深入研究，乘势奋进。因而，愚又拿起笨笔，陆续撰写了若干篇文稿。先后在《徐霞客研究》、无锡市《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浙江徐学研究》、《台州社会科学》、《徐霞客在宁海》等刊物上发表；为纪念徐霞客诞辰430周年，浙江省徐研究会和天台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天台山举行纪念活动，天台山徐霞客文化促进会编印了两集《徐霞客研究论文汇编》，竟挑选了愚自十八大以来撰写的9篇拙作；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和江阴市人民政府编的《第十三届中国·江阴徐霞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还收录了愚那篇原作为关门作、计2.2万余字的“旷世游圣徐霞客与台州的真挚情怀”。这实际上是对愚的勉励与褒扬。近些天又从《徐学研究》上读到缪、蔡两位专家的宏论，尤感无比欣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徐学研究》上，还看到了两位老先辈田柳的“顾问寄语”和施光华的“百岁高龄的感想和愿望”，更是心悦诚服。我即刻命笔将近期写的文稿中的老愚去掉“老”字，在他们面前我还是小字辈。并将最近浙江省社科联征集的《浙江老专家学术自传》原稿命题改为“为党为民，奉献毕生”，以兑现“生命不息，笔耕不停”的自律“格言”。
写到这里还有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近些年从有关报刊上获悉：愚的忘年交好友麻绍勤撰写的“风正气清好扬忛，游线共圆申遗梦”；另一位忘年交乡友林国干的“群策群力推动徐霞客游线申遗工作”；江阴徐学研究会后启之秀单旭等撰写的“试论‘徐霞客之路’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们三人都是当地徐研会的主要骨干，宁海、天台、江阴三县（市）又是徐霞客游线“申世遗”的发启者，且现已获得了重大进展，应当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正如中徐会副会长任小枚在“徐霞客研究”“微信”网上所述：“统一在‘游客的凝视’这杆大旗下”，从徐学基础研究向徐学应用开发转向，为未来的徐学事业开辟一层新的天地。其中“申世遗”就是充分体现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有利于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理应形成徐学界同仁们的共识。遵循王宝才会长提出“新形势、新机遇、新起点、新使命2018——2022年的工作展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提高中发展，在传承中奋进，夺取新的胜利，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