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拓晴山堂石刻贴本叙略》考析
黄 迈 刘徐昌
晴山堂石刻自元至明垂三百余年，几集明代文化菁英之诗书，历来为文人所重，清末无锡人胡雨人称之：“实我中华民族之荣光，其文采风流亦允宜寿世勿替也。”近代以来刻印影本时有面世，这对发扬光大石刻文化以及徐学文化无疑是件大好事。不过，相比之下，由于某些原因其拓片、拓本就少得多了。由此可见原拓本就尤显珍贵了。而与拓本的相关文字记载对石刻文化、以及徐学文化的研究就更具文化价值了。近闻友人收藏一本《原拓晴山堂石刻贴本法帖》甚为欣喜，几经观赏拜读，且经反复揣摩，感觉极有深意，整理成文，公之于世。
该法帖确实是原拓本，其印拓的痕迹曾经百年，仍可辨认，其拓印时的凹凸印痕还有一些残留。所谓“拓贴本”，它是将一叶叶拓片粘贴在旧的线装本书上的，两叶连贴而相连，所以我称之为《原拓晴山堂石刻贴本法帖》（简称为《原拓贴本》）。全本仅有两册，为第一、第二册，只有原石刻自开头篇杨维桢诗《题倪云林绘＜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至石刻中间，缺中间至末尾。由此可见全本共有四册，而缺其第三、四两册。其拓工甚为精美、不仅字迹清晰至笔锋、四周很细的白色框线亦清晰可见。《原拓贴本》虽为残本，但开首有叙文一篇——《晴山堂帖叙略》（简称为《原拓贴本叙略》），有此一文，对研究本“贴本”以及整个晴山堂石刻就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叙文的作者是奚忠源，其文末署名：“后学奚忠源绍旉甫识，时年六十有三。”这一款识表明奚忠源字绍旉（敷），因为“甫”就是常附缀于表字后，表示前面的就是自己的字。该叙文首尾共有五枚章。题目下方盖有“臣忠源印”，篆书阴文。其下亦有一枚闲章“桑清遗民”，篆书阳文。题目上方一闲章：“内蕴诗识，外韬跡象。”亦为篆书阳文。全文均为工楷书写，且为真迹，从印章及书法看出这是奚忠源先生亲笔所为。有人可能有伪冒之疑，从书写时间（具体时间后文详述）及作者及书法体格看，其为伪造不可能，因为经江阴较有书法造诣者辨识此书法体格与现《晴山堂法帖·晴山堂帖叙略》（简称为《法帖叙》）的书法体格是一样的。
那末，此拓本拓于何时？又怎么会拓印下来的呢？叙言中有明确记载：“民初，锡邑胡雨人先生景慕志行，发起拓帖之举。”此条记载说明，该拓本起于民国初年，由无锡 胡雨人先生因敬慕霞客公的崇高志向及壮举，而发起了拓帖之举。“民初”虽然是约数，但它一定是在民国十年之前吧。具体年份可以从胡雨人《晴山堂法帖·旧跋（二）》（见《晴山堂法帖（石刻宣纸线装本）》2017年5月版，简称《宣纸本》附录一）其跋文记曰“中华民国七年（1918）一月一日”，既然奚忠源此贴与胡一起拓印，且写明为“民初”，可知奚这本拓本也就是“民国七年（1918）”无疑了，而且至今适逢百年。
奚忠源、胡雨人何许人也？俩人又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发起拓印法帖之举的呢？奚忠源，马镇北渚人，据《博瀦奚氏宗谱·绍敷先生传》载“先生生于前清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三十日，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二十五日”。而《宣纸本》将其定为“明”朝人（见该书《目录》）这实在是个大错误，两者时间相差了400多年。奚忠源“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意为19岁时（1892）就考中秀才，光绪丙年（1906）年，考取优贡生，廷试一等，以知县用分发安徽（《绍敷先生传》）。等到正式任命他为山东颍上县知县时，发生了辛亥革命，他就没有赴任。他在为“流黄陈氏”族人写传记时自署名为“七等嘉禾章，安徽候补知事，清优贡生奚忠源撰”，由此可以理解其印章内容自称为“臣忠源”的含义了。1938年12月日寇侵华，生灵涂炭，忧民生之艰难，愤日寇之残暴，最后含恨而逝。
胡雨人原名尔霖，以字行。据《百年无锡名人图谱》载，他是无锡堰桥村前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逝世于民国十七年（1928），《宣纸本》称他逝世于1982年（见卷六第427页），这又是一个大错误，照此推算胡雨人活了116岁，那时代哪有这种可能的事？胡雨人23岁时（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无锡县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并参加了兴中会，回国后，宣统元年（1909）应聘任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民国元年（1912）出任江阴南菁中学校长。他比奚忠源大7岁，都是秀才出身，比奚忠源早3年考中秀才。当时凡考秀才者必经江苏学政在江阴学政衙署举行的院试。所以胡、奚两人几乎可称为“同学”，都是文化人。再则堰桥村前到北渚不过七八里路，到徐霞客故乡南阳岐不过三四里路，只要跨过一座青龙桥或义仁桥就可到南阳岐。所以他俩是相从甚密的好友，一起发起拓印晴山堂石刻，抢救石刻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里有一问题：拓片拓于民国七年（1928），而奚忠源“叙略”署为“六十有三”，即1936年。为什么拓印石刻与写叙略不是同一时间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即石刻拓印后没有及时整理，直到1935年底整理成册后，奚老先生才写作叙略，使之成为一部（四册）较为完美的石刻拓本。另，据说现为江阴刊印的《晴山堂法帖》母本，也是当初的拓片形式而成为文物。由此可推知，奚老先生民国七年（1928）拓印后没有及时整理粘贴而成散页状态，也是常事及可以理解的。
还要说明的是《原拓贴本》所拓印时间比现在嵌砌在晴山堂墙壁的时间肯定要早。因为笔者将《原拓贴本》与晴山堂墙壁的真实石刻相比较、考证，发现墙壁上的石刻有一叶已有断裂痕迹，而《原拓贴本》中此断裂页却是完好无损。由此可知，这断裂的时间一定是在拓印之后，其原因或许是拓印之后没有及时保存好而被“牧竖敲剥”，或在石刻上墙时不小心失手而断裂。从“完好无损”这一点看，《原拓贴本》的文化价值就更加可贵了。历来文人对石刻拓本的追求，无不以“完美”为准，即使是同一石刻所拓，只要是一张拓本比另一张拓本“完美”，哪怕是缺一字、或缺一笔，那么，这缺一字或缺一笔的拓本其价值就远不如那张（份）“完美”的拓本了。而且奚忠源还说：“然而拓数月，成帖无多。”也就是说，当时他与胡雨人一起拓印这部石刻，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拓得完美的很少很少。由此更可以说明此部拓本的可贵性了。
那么，奚忠源《原拓贴本叙略》中提供了哪些信息可供后人研究呢？首先是晴山堂石刻在民国七年（1918）时的真实状况，它们被乱堆在徐家祠堂的屋檐下。“是堂也，久已就毁，碑石乱叠宗祠檐下。”（《原拓贴本叙略》）“是堂”，指徐霞客早年的晴山堂，这些碑石原在堂内，堂“久已就毁”，就“乱叠宗祠檐下”。这条信息胡雨人的《旧跋》（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晴山堂法帖》第437页）中也有记载：“堂已久毁，碑石移其宗祠，乱叠风檐下，断碎日多。”由此可知，《原拓贴本叙略》中的记载是真实的，胡雨人的《旧跋》甚至还说：“不幸先生后嗣惨遭明亡浩劫，陵夷以至于今，莫之能保护也。”也就是说徐家经明亡后世道之乱、徐家奴变后，自此徐家衰落（陵夷，衰落）到如今，而徐氏后人没有能好好保护。至于有人说它们后来存放于宗祠的木架上，那也是民国七年以后的事了。
其次是，石刻的书法作者人数及其数量：“凡八十八人，共得诗文九十四件，分碑七十有七，分叶二百有五。”这一记载在《晴山堂帖叙略》中也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晴山堂石刻”原来是不是就是这么些人、这么多石刻呢？不是，原来比现在还要多。《原拓贴本叙略》中除了以上记载外，还有这样的记载：“中有数碑失去，几经搜罗始无，缺焉！”由此可知到民国七年时，石刻已失去了几块，他们到处搜寻，也没有找到。关于晴山堂石刻的数量问题，唐汉章先生也曾论及，他在《拓展晴山堂碑刻文化刍议》（见《徐学研究》总第35期）一文中说：“通碑遗失，那么‘晴山堂石刻’原有总数就真不止77通，这就要徐学界同仁继续深入挖掘。”唐先生还提及近年来，发现徐霞客外地好友当初也撰诗为徐母祝寿，如“嘉定四先生”的娄坚有诗《寿徐母七十》，还有“浙江嘉兴名贤李日华《题徐振之母〈秋圃晨机图册〉》等”。从徐霞客当时的情况看，好朋友有贺诗必定将其刻诸于石，而这些诗文在现今的“晴山堂石刻”中已无影踪，这与奚忠源《原拓贴本叙略》中所说的“中有数碑失去……缺焉！”完全符合。至于有人说缺了“原初三分之一”之说，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奚忠源先生写得明白：“数碑”，“数碑”那有几十块（三分之一）呢？
还要顺便说明的是，当时“乱叠宗祠檐下”的这些石刻，怎么会编排有序且成目录的呢？胡雨人的《旧跋》中说：“余既为是帖编目。”而奚忠源的《原拓贴本叙略》中也说：“并以紊乱失次，为之重编目录，籍便检查。”两人都说到了“为之重编目录”，而且奚的记载更为详细具体，先是说明石刻原来的情况：“紊乱失次”；后又说明编目的原因“籍便检查”，也就是便于后人查索，由此看来，这份目录的编定是两人共同成事的。
信息之三是，说明了粘贴成帖的目的：“及今拓而藏之，不但保存文献于将来，而朝夕观摩，恍然想见奇士之丰采，并与帖中秉笔诸君子晤对一堂也，不也快哉？”其目的首先是“保存文献于将来”。因为石刻今后的命运究竟如何？奚先生不得而知，民国期间兵荒马乱，不仅有“牧竖敲剥”、“牛羊砺角”、“户圈填湮”之虞，更为可虑的是“兵燹频仍”，“付诸秦劫”，一旦遭遇战争，或许会毁灭；今天能拓印成帖，假如原物被毁，或许也可保存其“真容”到永远。其二是对霞客公崇敬，拓印成帖后，时而翻阅，睹物思人，恍然就可见奇士霞客公丰采依旧，这不是表示对霞客无限的敬仰之情么？其三是与帖中秉笔的古代文化大家，就有关文化艺术诸问题进行研讨学习，也就可更好地保护古人珍宝，并向他们好好学习。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原拓贴本叙略》与《晴山堂法帖叙略》的关系。两篇叙文出自同一个人，且写于同一年1936年即“六十有三”，而且徐念增将叙文刊刻时间为民国二十五丙子（1936）春月，由此可知两文均写于1936年春月。尽管都是1936年春月，但从叙文内容看，两文仍有先后之别，可以肯定，《原拓贴本叙略》写于前，而《法帖叙》写于后。因为《原拓贴本叙略》的内容比《法帖叙》的内容更为详尽，《原拓贴本叙略》中有些内容为《法帖叙》所无。而《法帖叙》中的内容比《原拓贴本叙略》更为精炼，如《原拓贴本叙略》中没有“亦即此帖中所自始也，七世颐，字一庵，六世元献，字尚贤；五世经，字西坞”这段文字。而《法帖叙》却缺了上文的“晤对一堂”的一段文字。因为同是叙文，而两文的功用不同，一是私藏本，只供自己翻阅，一是勒石上墙，公诸于世，此段文字，就大可不必了。又如《法帖叙》中为“询（询字，查考）洵（洵，确实，诚然之意）苦心孤诣哉！”而《原拓贴本叙略》只是“洵苦心孤诣哉”这里“洵”字前加一“询”字，表述更加丰富；而《原拓贴本叙略》中少这字就显得平淡，这是奚老先生考虑《法帖叙》要公诸于世，所以撰文应更加缜密完整之意吧。诸如此类，其它还有一些文字的增删，则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两文确有前后之分。
综上说述，《原拓晴山堂法帖》及其叙文的发现，对今天我们研究“晴山堂石刻”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后人加以关注，并进行深刻地研究。
（黄迈系原江阴广播电视报经理、副总编）
附件一：《原拓晴山堂石刻贴本叙略》（释文）
晴山堂帖叙略
徐霞客先生者,江邑南乡振奇士也。生于明季，孤高自乐，不求仕进。所交都当世名士，足迹遍海内山川；其《游记》一书固已脍炙人口矣。所居室曰“晴山堂”，有刻石数十件，先生手辑帖也。选石纯良，镌工精美；帖中撰书者自元末历明全代，垂三百年，凡八十八人，共得诗文九十四件，分碑七十有七。分叶二百有五。书法无美不备，庶几明代之文化菁英毕萃于斯。盖先生之祖为南宋二百年世官，蒙古入华，不仕异族，潜伏数十年，而先生十世祖直，字均平者，建义滇南，一往不归，为兹帖所自始；九世祖麟，字本中，又号心远，明祖奄有中夏，籍其家声，使之喻蜀，事蒇还朝，仍不受官。八世祖忞，字景南，复以布衣广散家财，筑梅雪轩以明志，皆有名人手笔投赠，遗传贴中，均见一斑。厥后两代于帖无征，然皆有著作名世。至先生之父有勉豫庵，志行纯洁，与王夫人之勤勉达观，尤为双嘉耦，而霞客先生之空前高行，由是胎焉，此皆可按帖而稽者也。先生继世，辑累代名贤遗迹，成此钜观，洵苦心孤诣哉。
是堂也，久已就毁，碑石乱叠宗祠檐下。民初，锡邑胡雨人先生景慕志行，发起拓帖之举。中有数碑失去，几经搜罗，始无，缺焉！并以紊乱失次，为之重编目录，籍便检查。然而拓数月，成帖无多，再后百数十年，碑石或为牛羊砺角，户圈填湮，旧拓者或缘兵燹频仍，付诸秦劫，皆不可知数也。及今拓而藏之,不但保存文献于将来,而朝夕观摩,恍然想见奇士之丰采,并与帖中秉笔诸君子晤对一堂也,不也快哉?
后学奚忠源绍旉甫识，时年六十有三。
附件二：《原拓晴山堂石刻贴本叙略》印影件（部分）
徐学小词典
振奇士:晴山堂石刻末尾奚忠源的《晴山堂帖叙略》（见吕锡生、薛仲良主编《晴山堂法帖》P410）一文中。作者称徐霞客先生为“江阴南乡振奇士也”（释文写成了“振寄士”，误）。“振奇士”的词意为“行诣卓越之人”。它与“奇人”一词的意思差异还比较大，“奇异的人，不平常的人”。
《辞源》（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版）“振奇”一词，始于《中说》一文：“或问杨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由此可见，奚忠源先生将徐霞客比作西汉宏文杨雄、张衡一类人物。杨雄、张衡之所以并称“振奇人”，因为他们“思苦”、“言艰”。“苦”的思意是“竭力，极，深刻。”如“苦留”、“苦思”。“艰”的思意是“慎重”。如《新唐书·陆贽传》：“凡将帅，必先考察行能……苦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由此可知，徐霞客之所以可与杨雄、张衡等人一起称：“振奇士”，因为他们处事深思，钻研深刻；下笔立言，慎重细心，对自己的文章负责，对历史负责，绝不是泛泛而谈。
刘徐昌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