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塍徐氏宗谱》卷五十三《旧传辑略·隐君竹雪公（即十世祖徐悆）传》中有段文字：“县故枕大江，江北有马驮沙,沙人多非土著，阻江而俗悍，多负租，有司弗能制。时尚书周文襄公巡抚江南，知公能而委之，至则则不逾月而宿逋尽偿。沙为江水冲激，消长不常，强弱相病，郡檄县官均之，仍以委君。沙人皆曰：公尝董吾税而无私者也，敢不惟命。遂强理之,无一哗者。”
从上述史料，我们了解到徐悆（即隐君竹雪公）当年得到工部尚书、江南巡抚周忱的赏识，协助政府参与成功追缴马驮沙欠税。这也是徐家引以为荣的一件大事，被记入了家谱。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对上述文字的来龙去脉作了番解读，和大家共勉：
一、当时马驮沙欠缴田赋情况介绍
㈠马驮沙的成因和归属
马驮沙，即现在靖江市的前身。它的成因长江下游江中泥沙隆起，日久形成陆地。各朝各代对这块“新增土地”的归属管理不一，有时分为两县管理，北面归泰兴，南面归江阴管辖。在明朝时期，马驮沙归属江阴管辖。直至明成化七年（1471）10月25日，靖江才正式独立建县。
《光绪靖江县志·卷首王志序》记载：“环靖皆江也，夹维扬毗陵间有洲隆起，名马驮沙，横可百里，纵一二之一，土阜物繁居然沃壤也历朝沿革靡一。或北属泰兴，或南属江阴。若建县则自成化辛卯始迄今且百年矣……”
《光绪靖江县志·卷三沿革》：“三国吴赤乌年间马驮沙隶泰州海陵吴陵县。宋易名阴沙，隶泰兴。建炎四年岳忠武下令流百姓于阴沙即此。元仍宋制。明洪武初以马驮沙隶江阴。其地物产类江南，田赋税亩之久重于扬州，故隶江阴，设巡简司治之，仍号马驮沙。”
《光绪靖江县志·卷二县治》“……旧隶常之江阴，成化辛卯抚臣以风波不时居民往来舟辑阽危，奏准开设靖江县……”
从上述文献可知，在明朝初期至成化年间，马驮沙隶属江阴县管辖。其时，江阴和武进、无锡等县隶属常州府，是南直隶的一部分。
㈡当时江阴县税务机构设置人员配置
据《弘治江阴县志》记载，“明朝时江阴县境范围：东西一百三十五里，南北七十二里。”当时的税务机构沿续了元朝的建置。“国朝税课局仍元旧务……国初，又于青阳乡、蔡泾闸、夏港渡、习礼镇、马驮沙五处，各设纂节收税，今废。额设大使一员，吏一人，巡栏十六人。”
官府在马驮沙设置税务机构的记载，在《嘉靖江阴县志》中仍有记载：“国初青阳乡、蔡泾闸、夏港渡、习礼镇、马驮沙五处，各设纂节收税，今废。”
㈢马驮沙欠税情况
1、明朝时期对江南地区征收重赋有其历史原因。元朝末年，由于张士诚以苏松一带为根据地，和朱元璋争夺天下。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作为惩罚，将苏松的富豪迁往凤阳，将他们的田地没收为官田，征收的赋税重于民田。“明祖恶其为张士诚守也，乃更取私家佃簿以定粮额，亩科至九斗八升，吴民世受其患。”马驮沙“物产类江南，赋税重于扬州”，赋税到底有多重？拿旁边的如皋县作参考。根据嘉庆《如皋县志）卷四《赋役》记载，如皋县人均纳赋0.66石，每顷田纳赋10.36石。同时期靖江县人均纳赋0.89石。每顷田纳赋13.55石。可以看出马驮沙赋税负担比如皋县要多三成左右。
2、税基不定。明朝税粮的征收，采取的是“则壤成赋”形式。也就是说先依据土地的性质，分为官、民、山、塘等类别，再按照土地的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种九等。马驮沙沙田涨坍无常，对赋税的确定与征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光绪靖江县志卷四》也这样记载：“今天下财赋大半出东南，而苏常诸郡又财赋之甲也。常之属邑曰靖江，地以江流奔放，沙泥廻合淤为沃洲，可圩可稼，然巨浸啮坍涨不常。豪右奸宄趁此以射利朘小民而吞并之。经界不正欺隐未除言田赋者往往称不便”一则，由于沙田受江水冲刷坍涨不常，造成界限不清，田赋征收标准模糊，诉讼不断，造成税粮难以征缴。二则，马驮沙沙田坍没后的赋税损失在江阴全县摊派，加重了江阴全县的负担。
明成化年间《重修毗酸志》卷七，就记载了一次马驮沙沙田坍没后赋税摊派情况：这次共坍没官民田198顷13亩7分3厘9毫。应征夏税正麦111石4斗6升6合7勺，秋粮正米2031石5斗8勺，马草2874包伍斤1两。这么多税赋由江阴县全县推派。
可以说，马驮沙的所欠税粮问题，不仅仅影响了整个江阴县税粮的完成进度，是江南地区大范围欠税的缩影，更成为明朝统治者急于解决的“烫手山芋”。
3、马驮沙地区缺少管理人员。江阴幅员广阔，平时应对上级摊派事项繁多，官府人手不够，早已力不从心。《弘治江阴县志》载“宣德五年，周忱以东南赋繁，府县剧遽催科，政隳，奏增官专督之”。
而马驮沙地处长江之中，往来需要船只摆渡，更兼长江风大浪高，渡江不易，管理更是疏松。加上明朝初年，原张士诚部曾在当地驻军抗明，战败后，马驮沙成为士兵流寇流民聚集的乐土，治安、赋税管理一直是当地官员的心头之患。“成化三年佥都御史高明以江盗弗靖请于朝，添设县丞一员，分莅其地抚治之。”
成化三年，朝廷批准江阴可以增设一名县丞加强马驮沙管理。马驮沙欠税问题的发生和解决都在此时间之前。
二、徐悆和江阴巡抚周忱的交集
《家谱》中说“时尚书周文襄公巡抚江南，知公能而委之”，短短17字中传递了不少信息。
徐悆(1406-1459)，字景州，号节庵，别号竹雪。其父徐麟，其兄徐忞，都是江阴当地的名门望族。周忱（1381-1453），自宣德五年（1430）至景泰二年（1451），巡抚江南共22年。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两者在周忱巡抚江南期间确有交往的机会。
㈠徐悆性格豪爽，为人侠义，出身地方望族，极易受到官府瞩目。《民谱》卷五十四《像赞》夸他“行仁则父为之式，尚义则兄为之率。然仁以事亲，义以从兄，亦鹤子之和，而埙篪之叶。”言下之意，徐悆有他父亲的仁，又有比兄长徐忞缺少的义。在徐悆身上，更多的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关于徐悆为他人私事上公堂与官府抗争，危辱不顾，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案例，在 《梧塍徐氏宗谱》中多有记载。徐悆性格豪爽侠义，试举下例说明：在记载其兄徐忞的《隐君退庵公传》有以下文字：“（忞）六岁丧母吴，事父心远公及继母薛甚孝，抚异母弟景州（即徐）悆、景高友爱笃至。尝自远归代景州系部，使者义而两释焉。”当年，弟弟徐悆犯了事儿，被官府扣押，哥哥徐忞想替代弟弟到县衙待审讯。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徐悆徐忞手足情深，但弟弟性格急躁些，哥哥温和些。徐悆这种性格，很适宜快刀斩乱麻去处理比如马驮沙欠税这种棘手事。
㈡周忱巡抚江南的办事作风“实”，注重调查研究。据史书记载，周忱为人宇量恢弘，才识通敏，莅事精勤，临民和易。在其任内，“凡有所为，必咨之细民、父老及守令，如行至村落，则去驺从，微服入田间，与村夫野老杂坐相谈，从容问民间疾苦与利病兴革。同时对地方贤达之士，如徐谅、沈澄、龚诩等人，则数访以时政，听其议谋。而下属中若有善谋长吏，亦推心与之策划，务尽其长，故能事无不举。”周忱著作《双崖集卷首》也记载：“既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趋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民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他喜欢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一线调查研究，听从百姓意见建议，和百姓打成一片。他推行的财税制度改革，也抓住了矛盾的关键，措施扎实，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他在微服私访中发现徐悆这个人才也不足为怪。
㈢周忱所作所为有利于江南百姓，徐家愿意为周忱效力。周忱巡抚江南期间，“公以仁存心，所行之政，莫非恤爱之道，如减赋税、轻徭役、定漕饷与输贡、积羡余以备荒”。吴地百姓为了报答周忱的恩情，纷纷给他建生祠。《巡抚周公生祠记》开门见山说，为周忱建生祠，是“下欲报上而然也”。在《重修江阴青阳周文襄公祠堂记》中也这样称赞他：“吴人爱之如甘棠之思召伯。争为立生祠，殁因祀之。”他巡抚江南22年，使得江南数郡“国无逋赋，家有赢财，吴民获更生之乐”。这样的好官需要徐家帮忙，徐家肯定也是全力以赴鼎力相助。
三、徐悆催缴欠税的措施
《家谱》记载：“至则不逾月而宿逋尽偿”“沙人皆曰：公尝董吾税而无私者也，敢不惟命”说明徐悆追缴欠税有一定方法。困扰江阴县令多年的欠税在一个月内清缴，放在现在社会，在税收征管体制完备、信息发达的现代，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家谱》是没有详细叙说如何清缴欠税，让政府满意，没有引起民变，做到纳税人（沙人）满意。
作为一名税务工作者，我参考了周忱在其他地方征收税收的经验，值得参考。徐悆至马驮沙前，周忱肯定会耳提面命，将他的改革赋税思路灌输给徐。参照周忱对江南地区赋税制度的改革，徐悆很可能采取以下措施后，成功清缴了马驮沙的欠税：
㈠清丈田地，查清税源。明代初期，由于长年战争，土地地籍紊乱，加上里甲胥吏奸民的串通舞弊，使得土地图籍编录错误百出，形同虚设。加上马驮沙特殊的地理环境，沙田时涨时坍，土地归属统计变化大，对田赋征收造成先天不足。徐悆秉承周公之命，实地堪查地形，实事求是丈量土地，整理地籍，核定地界，减少了土地诉讼纷争。查清马驮沙沙田实际田数，为公平税粮征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现上海市的崇明岛，形成地形与马驮沙想似，也有沙滩，时涨时坍。据王清穆修《崇祯崇明县志》卷11记载周忱巡视该地，“见当地人民多争据沙涂，屡起讦讼，遂命通判王仪履亩实丈，尽翻隐占，均拔里民。并勒石志沙状、年份、佃名、亩数、立界所，复绘图存库，至此讼争遂息。”
㈡推行折征法。按照正常缴税粮程序，马驮沙居民要将税粮运至江阴县入官库。一则路途遥远，需渡江动用舟辑周转，多有不便，二则，税粮追缴本是很难的事。周忱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田赋折征法”。折征法意思是将欠缴税粮以“金花银”或官布替代。此处的“金花银”是专指南直隶苏松地区田赋折银的一种特称。如一两一钱金花银可抵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一匹阔白三梭布可抵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推行折征法是变通的征收办法，百姓不至于缴完税后无法过日子的窘境。宣德八年（1433）周忱在苏南地区推行了“田赋折征法”。据王升等纂修《宜兴县志》（明万历庚寅十八年刊本）卷四P16记载：宣德年间，周忱用“金花银六万四千两，每两折米四石，分派于武进、宜兴、无锡、江阴四处”，“上皆从其所请，民力遂得宽甦”。从徐悆一个月就缴完欠税的速度来看，很可能是执行了折征法，即允许马驮沙居民以布匹、银两替代欠缴的税粮。以银折纳米粮的做法，在洪武时期就已运用于自然灾害或者蠲免逋租。朱元璋曾提出，可以用钞、钱、绢、布等物代替上缴田赋，具体折算为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都折米一石，“欲以便民”。所以说，周忱指导徐悆在马驮沙以银或布折征欠缴税粮是有根据的。
㈢用标准斗斛公平征收。明代用来衡量上缴税粮的官斛，用生铁铸造，平日藏在官府库房内。每年收粮之时，就发到各州县，令各州县按照尺寸自行打造。官府验收校准之后，标准官斛就收回司库。一些巧于作奸的下属，就利用盐醋等物品浸泡官斛，生铁受到腐蚀就会生锈。他们就用钢铲狠命地铲去斛内的铁锈，这样反复几次，官斛内壁变薄，铁斛容积变相比原来的大三合、五合，能盛的粮食就多了，收粮食时，官府就用这种改装后的“大斗”来盘剥小民，借此以肥私己。又用“平斗正数付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一路被“大斗进小斗出”克扣，百姓缴完一次税粮回家所剩无几，有的导致家破人亡。周忱巡视苏松时，发现这斛中的花样。宣德七年（1432），周忱就请工部重新颁发铁斛，每个仓发两只，作为校准收发的标准斛，堵塞了征缴税粮的漏洞。
从上推断，徐悆至马驮沙追缴欠缴税粮，极有可能带有一个校准官斛，忠实地推行了周忱的赋税制度改革。无怪乎马驮沙居民会说：“公尝董吾税而无私者，敢不惟命。遂强理之，无一哗者。”
四、徐氏家族日后配合官府做好税粮征缴成为家风传承
徐氏父子、兄弟的做法表明，当时徐家与当时的明朝政府保持配合、支持的态度。他们乐意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的情怀，秉承了祖上高士风骨，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百姓的肯定。他们的义举也深深影响了后代。
㈠徐悆兄弟积极捐谷赈灾。明英宗时期，徐悆与哥哥徐忞共同捐谷8000斛,以充实国家粮储,皇帝派特使带羊酒犒劳,并赦免了他家的徭役。兄弟俩为此专门进京向皇帝谢恩。在胡濙《送义士徐景南、景州谢恩还乡序》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义举：“今上皇帝嗣登大宝，励精图治，尤以备荒为仁政，先务分遣廉干之臣，督诸有司修整仓廒，广积粮储，以备旱涝赈给。令下之日，江阴税户徐景南、景州兄弟协谋，首先仗义遵奉诏旨，令出谷八千斛输送赴仓，以备赈济。有司奏闻，上嘉其义，特遣使赍敕，劳以羊酒，旌为义官，仍蠲其徭役。人咸欣美，喜谥郡邑。”
从上可知，政府要建储备粮仓库，以备灾荒救急之用。徐悆兄弟又慷慨捐出八千斛粮食的义举，被朝廷封为“义民”。
㈡徐忞儿子徐颐（第十一世）继承祖上遗风，为穷困百姓代缴税粮。李东阳在《明故中书舍人徐君墓志铭》一文中记载：“……家旧多资，君益勤俭治生业，增产拓地，殆无虚岁。乃以其羡赈凶贷乏，而薄其息入以为常。……会当征逋谷，贫不能尝者数千石，悉捐之。”徐颐善于经营家产，在水旱灾之年收成不好时，主动用余粮赈济灾民。当地老百姓拖欠官府税粮时，他主动帮着偿还，捐出了数千石粮食。这些为富且仁的好做法也是受祖上一代代的影响。
㈢徐经（第十三世）夫人杨氏分家时将履行纳税义务写入家书。杨氏夫人留存的《杨氏夫人手书分拨》中明文规定，不能拖欠官府的税粮、徭役。完成各种官差将是三个儿子以后生活的一部分：“……写立拨付，一样三本，各执为照，既分之后，各照受分官、民田地，办粮当差，毋得抵捱，及有重大差使，如粮长等役，三分均当协办。”“以上田地俱治（沾）管业，其租额多少，粮则轻重，另立帐簿一本，付执照证，以凭收租办粮。”
引用参考文献
《弘治江阴县志》（明）黄传修、方谟、赵锦修、张衮著 《无锡文库》第一辑
《嘉靖江阴县志》（明）赵锦修（明）张衮纂 刘徐昌点校
《光绪靖江县志》(（清）叶滋森主修 褚翔等纂
《宜兴县志》王升等纂修（明万历庚寅十八年刊本）卷四
《双崖文集辑录与译注》（明）周忱撰 吴志远注释 人民出版社
《明代周忱与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改革》郁维明撰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明代赋役制度史》唐文基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明史·周忱传》（清）张廷玉等纂
《梧塍徐氏宗谱》 (江阴市图书馆馆藏）
《徐霞客家传》吕锡生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家住马驮沙》 高峰著 凤凰出版社
作者：蔡亚春（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会员）
工作单位：江阴市税务局
地址：江阴市朝阳路170号
联系方式：13616161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