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游记体：中国游记文学体式的一次伟大创新
蔡崇武
《徐霞客游记》（下简称《游记》）是一部日记体的宏篇巨著。因此，当《游记》问世以后，很多学者文人很自然地把目光聚焦到其日记体上，并对其有着各种不同的评述。这些评述绝大多数把它和《游记》的成就交集在一起，对徐霞客为什么选用日记体来写游记的原因，《徐霞客游记》的日记体有哪些创新和特点，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日记体等问题，也就是对《游记》日记体本体问题的探讨较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结合近几年来学习《游记》的体会，在这里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以及徐学界的朋友。
一
徐霞客为什么选用日记体作为其《游记》的文字表现形式呢？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可以留下印迹，利于传播，日后也便于自己追怀，因此要用日记体。冯岁平先生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国古代日记的典范》一文中，这样写道：“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正因为这样，他认为“作为日记体的《徐霞客游记》，当然与众多的日记之作没有二致。”另一种是认为日记体这种语言文字表现形式比较自由，限制较少，适合旅游者采用，徐霞客也不例外，选择了日记体。
对于第一种意见，我并不完全赞同。写日记，固然可以留下印迹，有利传播，也可日后籍此追怀，但不用日记体，用一般的散文写作，同样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结论，缺乏说服力。第二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日记体的文体，有多种特点，光从自由度来说事，不够完整。那么，徐霞客选择日记体写作《游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有三点：一是由徐霞客的审美理想和壮游性质决定的。徐霞客从小就立下奇志，决心终身寄情山水。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尝读陶水监传，輙笑曰：‘为是松风可听耳，若覩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及观严夫子‘州有九、涉及八，岳有五，登其四’，又抚掌曰：‘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这充分说明，徐霞客从小就有远游的志向。然而，徐霞客这种立志远游，寄情山水，决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他有着自己的追求与目的。陈函辉在墓志铭中强调说：“霞客不喜欢纖纬术数家言，……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耒，俱囿于中华一方，未测诰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这里说明，徐霞客的旅游，是带着纠正昔人志星官舆地中错误的愿望，最终达到“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见《鸡足山志·徐霞客传略》）的目的。因此，他与一般人的山水之游不同，他的旅游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寄情山水，与地理考察结合在一起，他必须秉持科学的态度，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与浮躁，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了与一般旅游者不同的审美理想，那就是求真务实。而“真”和“实”，也恰恰是《游记》的灵魂所在。因此，他的“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对祖国山山水水的审美观照及地理考察，其本质就是“求真务实”，实现其审美理想的伟大实践。服从于这样的审美理想，服务于这样的伟大实践，他必须找到一个能表达“真”与“实”的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于是，他选择了日记体。因为，日记在古代是属于文牍类的，它一般都用来记载个人生活，可以记述真实的人事，表达自己的真思想，抒发自己的真感情。这样的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正符合徐霞客的审美理想，也正适合记载他亲历亲为的壮游实践，毫无疑问，就这样，日记体成了徐霞客《游记》写作，在语言文字表现形式上的不二选择。我认为，这是徐霞客选择日记体写作《游记》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由日记体自身的文体特征决定的。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徐霞客选择日记体写作的第二种意见，即日记体这种语言文字表现形式比较自由，限制较少，适合旅游者采用，这一意见是值得肯定的。我在《〈徐霞客游记〉文本性质的历史解读与辨正》一文中，曾指出过日记体有三大优势：“一是真实感强”、“二是自由度大”、“三是即时性好”，其实，这正是日记体独有的文体特征。这里的真实感强，是指日记记载的是真人真事，人们读了感到真实可信，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里的自由度大，就是指空间与时间都不会受到限制，地域再广，时间再长，都能适应。这里的即时性好，是指随时随地可以写作日记，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样的文体特征，特别适合徐霞客。因为徐霞客的旅游不同于一般人，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他是个“怪人”，用钱谦益的话来说，他是个“千古奇人”。他的旅游有几个不同常人的显著特点：他是没有官府支持的自由行，他不像陆游，一路走去有人迎来送往，他只是“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襥被”的“穷游”；他旅游的时间特别长，从二十二岁首游太湖起，到五十四岁病足丽江而休游，前后有三十多年；他旅游的范围特别宽广，足迹涉及全国十九个省市（据最近有人考证发现，说已涉及二十一个省市）；他的游线特别长，旅途极为艰险曲折，常常面临绝境，险处求生。这样的“穷游”、壮游、奇游，其它的文体显然无法将其实录式的反映，只有自由度较大的，可以随行随记的日记体才能担当。我认为，这是徐霞客选择日记体进行《游记》写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受了名家日记体游记的影响。徐霞客从小就饱读诗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博雅君子。”日记体游记的名作，在唐宋时就已有出现。唐朝李翱的《东南录》、是迄今可考的最早的日记体游记。宋朝的日记体游记十分兴盛，欧阳修的《于役志》、谢绛的《游嵩山寄梅殿丞书》、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张舜民的《郴行录》、周必大的《归庐陵日记》等都在文坛上有一定影响。元朝日记体游记出现了衰微现象，但到了明朝万历年以后，又开始兴盛。如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文震孟的《文肃公日记》、袁中道的《游居柿录》、袁宏道的《东游日记》、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等，当时都在文人学者中广为传播。在这些游记中，据梅新林、俞樟华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中指出，当时不少游记只是“以日期为径，以游踪为纬，以写景为主，但也杂有一些议论、考辨、说理的成分”的旅行日记，真正从这样长篇的旅行日记中独立出来，开创单纯以日记体记游的先河，并走向成熟的是谢绛的《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此后就是陆游的《入蜀记》。《入蜀记》是宋代最长的日记体游记，游踪所及、逐日有记，拓展了游记所呈现的时空范围，创新了日记体行记的体式。正因为这样，《入蜀记》成了南宋日记体游记的代表作。《徐霞客游记》采用的正是这种排日记事，以足迹为贯串线索，把游踪所及的时空竭力拓展的日记体行记的体式，这和《入蜀记》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更重要的，当时影响极广的“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三袁”之中的袁中道、袁宏道和徐霞客交往甚密的文震孟也都在写日记体游记，这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因此，我认为，受到名家日记体游记的启发和影响，也是他采用日记体写作《游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
徐霞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吸取了前人日记体游记的精华，毅然决定利用日记体写作《游记》，但他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也没有因循守旧，裹足不前，他对日记体这一传统的文字表现形式，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大胆创新，建构了一个富有个性的独特的新型的日记体游记模式。有人把它叫做“徐霞客游记体”。这种创新，集中来看，有三个方面：一是徐霞客在他的日记中，加入了大量的“夹注”，对相关内容说明的“专条”和诗文的附录，极大地丰富了日记的内容，创造了一种科学性、通释性和资料性融为一体的全新的日记体模式。这种“夹注”、“专条”和附录，是前人日记体游记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陆游是喜欢对自己作品进行“自注”的，据钱仲联先生的统计，他的《剑南诗稿》中的自注达787则之多，但他在日记体游记《入蜀记》中，却只有三处自加的“夹注”，而《徐霞客游记》中的“夹注”，据我初步统计，达715处。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充分说明，徐霞客的这些“夹注”、“专条”及附录，是他日记体游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我们不妨用一个“专条”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徐霞客在湘江遇盗后，死里逃生，“身无寸丝”。当时邻近船上有个姓戴的人十分同情他，从自己身上脱下“裹衣”、单裤各一条给徐霞客，他为了回报姓戴的人，发现发髻中还有一只“银耳挖”，就拿下来送给了姓戴的人。他为什么在旅游中带着银耳挖呢？这时他加了个“专条”作说明：“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酧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这一说明极为重要，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徐霞客备带银耳挖的缘由，还使我们知道了徐霞客在旅途中曾因“一簪两用”，解救过他旅途困境的往事。如果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徐霞客做事不同于一般人，他十分善于总结，能防患于未然，思维特别缜密。因此，这样的“专条”，带给了本来很平实的日记无限的活力。另外，他作为附录收入的一批旅途中新发现的诗文，极大地增强了游记的文化张力和历史的沉重感，也同样不可缺少。正因为这样，我们说徐霞客这种在记游中穿插“夹注”、“专条”和附录的日记体模式，是对传统的日记体游记的一种突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
二是徐霞客利用日记体的语体表达相对自由的特点，创造性地把地理考察及其科学发现，作为审美对象推出，并用文学语体加以表述，使《游记》既保持了鲜明的文学特征，又让地理考察及其科学发现的成果得到了完善的记载。日记体和书信等一样，只是一种格式性的文体。它的文本性质，由于不同社会功能的需要，随着其文字表达体式，即语体的变化而不同。如写整篇文章，用政论语体来表述，就是政论作品，用文艺语体来表述，就是文学艺术作品。那么，什么是语体呢？《辞海》这样解释：“语体，语言社会功能变体。指适应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的交际需要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功能风格特点的语文表达体式，是语言交际发展历史的产物。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一般先划分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然后又分为文艺语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等类型”。虽然语体是近代才随着语言文字的交流发展提出的新概念，但实际上它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早已被古人用于人文交际和创作实践。徐霞客是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他深知其中的奥秘。因此，他巧妙地把地理考察及其科学发现的内容，作为其一个个审美对象，并用文学的语体加以表述，从而使他的日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科学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这一创新举措，已经被有些专家发现。如著名的徐学专家朱惠荣先生，在他的《徐霞客游记全译》的前言中，就这样写道：“《徐霞客游记》既忠实于科学真实，又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它把丰富多采的地学和史学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烂的画面，再随作者的游踪逐步展开，一步一奇，引人入胜。它避免说教和空洞的阐述理论，使读者不觉得枯燥乏味，却在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朱惠荣先生这段话极为精辟，他这里说的徐霞客把“地学和史学的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这就是把地理考察及社会风物设置为一个个特定的审美对象，然后“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烂的画面”，这就是把原来应该用科技或政论语体表达的内容，转换成用文学语体来表达，而正是依托语体的这一转换，才建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烂的画面”，才使人们在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因此，徐霞客利用了日记体格式性文体的特点，把地理考察、社会见闻等巧妙地设置为审美对象，并用文学语体加以成功地表达，从而让科学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这是他运用日记体写作游记的另一个伟大创新。也正是这一创新，使他的游记从众多的旅行日记式游记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走向了时代的高峰。
三是利用日记体表现“自我“的特性，在塑造自然形象的同时，塑造了鲜明的自我形象。中国的山水游记，属于散文一类，受到传统散文的影响，在游记中人们往往只注重对山水景观，社会风物，即旅游中的客体作详细的记述和描写，而对旅行者自身，即行为主体，却常常被忽视了，一般只作为一个见证人出现，即使发一些感慨，抒发一些感情，也都融入山水景观的描写中。日记体游记的出现，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因为日记是用来记述主人公自身行事及活动的，是表现“自我”的，因此，突出行为主体是理所当然的。徐霞客利用了日记是记述主人公自身的行事及活动，即表现“自我”这一特性，勇敢地突出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处处展现“自我”，从而让读者在看到优美的自然形象的同时，常常能发现一个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与大自然共命运，同呼吸的鲜活的自我形象。例如，《楚游日记》中，徐霞客游麻叶洞，他写得一波三折，始终把自己放在整个事件的主体地位。先是人们告诉他，麻叶洞是“神龙蛰处”，不能冒然进入。但他全然不顾，反而是“余闻之，愈喜甚”，毅然前往。到了麻叶洞前，他连请两个响导，全都怕洞里有精怪，不肯入洞。有个响导好不容易答应了，但一听他们“非羽士”，只是个读书人，也打了退堂鼓。这时，他与顾仆不顾一切，毅然进入山洞，终于观赏到了洞内的种种奇景。最后他俩“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这时洞外已聚集了百余村民，都以为他们是“大法术人”。这一段文字，不仅有社会风情的记述，而且有麻叶洞琳瑯满目，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的描写，自然形象令人叹为观止，但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个不信邪，无所畏惧，敢以身历险的徐霞客的自我形象。这正是徐霞客利用日记体自由度大，原本为记载主人公自身行事与活动的文体性质，敢于坚持突出游记的主体性，勇于展示“自我”的结果。因此，我认为，这是徐霞客日记体游记的又一个大胆的创新，也正是这一创新，使他的日记体游记增加了无限的形象性和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
经过徐霞客大胆改造和创新的游记的日记体，即徐霞客游记体，呈现了许多前人日记体游记所未曾拥有过的特点。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既有科学价值，又有审美价值。在古代众多日记体游记中，有一些也涉及了科学内容，但它们常常忽视了审美价值。有的还只能作为一般的旅行日记看待，称不上游记。如明朝时，由于战时不断，出现过一批记载征战经过的日记，比较知名的有金幼孜的《北征录》和《后北征录》，都穆的《使西日记》等等。它们有一定的军事历史价值，却没有审美价值。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早于徐霞客130多年的哥伦布的《航海日记》，这是可以作为游记看待的，虽然有天文、地理等科学价值，但也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徐霞客就不同，他从“求真务实”的审美理想出发，搜奇历险，登山探洞，考察川流，溯江纪源，无不亲历亲为，因此，他的日记是科学考察的实录，有着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他在表现这些科学考察成果时，又把它们作为审美对象看待，用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学语体，因此它的日记体游记，又极具审美价值，常常给人无限的美感。另外，当时专从记游出发的一批日记体游记，虽然写景抒情，文字优美，有一定审美价值，但又没有科学价值。因此，既有科学价值，又有审美价值，成了徐霞客日记体游记区别于其他日记体游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例如，许多徐学专家学者，常常用《游黄山日记后》中，徐霞客发现莲花峰高于天都峰这一例子，来证明徐霞客的科学发现。那么，徐霞客在游记中是怎样记述这一科学发现的呢？徐霞客这样写道：“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指凌虚）取梯以度。其巅（指莲花峰顶）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请看，这里没有对莲花峰的高与宽作具体的记述，只用了一个“即天都亦俯首矣”的比喻，就说明了莲花峰高出于天都峰的科学事实。然后就记述了站在莲花峰顶，面对“朝阳霁色”欣喜欲狂的心情。毫无疑问，这段文字有科学价值，但只要稍有文学修养的人，就可发现，这段文字隽永优美，比喻形象生动，能使人产生强烈的审美愉悦，它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它的审美价值！
二是双线贯串，规制宏伟，具有大散文的格局。我在《在游记的绿地上，建构宏伟的散文大厦》一文中曾指出：“徐霞客创造的这种新范例、新体式，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游记大散文”（见蔡崇武著《〈徐霞客游记〉文学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日记体游记，许多人认为“排日记事”是其显著特点，其实，对于《徐霞客游记》来说，这不能算是什么特点，因为古代所有日记体游记全是排日记事，它是所有日记体游记的共同特点。日记体游记，最难的是，如何把一个个分散的每则日记，让它自然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不少日记体游记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它们虽然也按时间先后排日记事，但总缺少整体性，给人碎片化的感觉。徐霞客的日记体，克服了这个缺点，他在排日记事的同时，用双线贯串，使全部日记衔接紧密，联缀成篇，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双线”，一根是游览的足迹，它作为标志游踪的线索，贯串全文，这是根实线，不少日记体游记也这样做，并无特别之处。但很多日记体游记，常常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没有深入下去。徐霞客则不然，由于他无限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因此，他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求真务实，不畏艰险的科学探索精神，像一条红线似地穿透全支，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贯串每则日记的精神虚线，使整部游记变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真正达到了像人们所说的“形散而神不散”。那种只叙写上任或官差途中见闻和休闲式的日记体游记，就显得松散，缺少这样的精气神，没有这样的紧密感和整体感。加上《徐霞客游记》是以地域分篇的，每个地域，少则几天，多则数百天连续记游，因此，整个规制显得特别宏伟，形成了一种气象万千的大散文的格局，其中《楚游日记》就约计有6万多字，《粤西游日记》接近20万字，《滇游日记》最长，超过28万字。因此，钱谦益称之为“大文字”，这里的“大”，就是指游记的容量大、气象大、规制大。正像朱睦卿先生在《〈徐霞客游记〉与晚明小品》一文中赞誉的那样：《徐霞客游记》堪称古代游记中的“煌煌大品”！因此，相对于当时清新、短小的传统的游记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徐霞客游记日记体的又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
三是突破了日记体游记写作的传统规范，在充分表现审美客体的同时，注重展示审美主体的内心世界。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那样，由于日记体是表现“自我”的一种文体，徐霞客利用这一文体特点，突破传统游记规范的束缚，在充分表现审美客体的同时，始终注意审美主体内心世界的表述，并紧紧围绕着审美主体精神升华，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深入展开，从而彰显出一种道德的力量，个性的光彩。这一点，历代文人学者已经关注到，他们对徐霞客在山川游历和探险过程中，不屈不挠、奋勇拼搏的内心世界的描述，给了无数的点赞。这里不想重复。我仅举一个与山川涉险无关的例子来作为佐证。徐霞客湘江遇盗后，盘缠尽失，万般困难，他不得不去找当时在当地当官的朋友金祥甫。《楚游日记》这样写道：“十三日，昧爽登涯，计无所之。思金祥甫为他乡故知，投之或可强留，候铁楼门开，乃入。急趋祥甫寓，告以遇盗始秣，祥甫怆然。初欲假数十金于藩府，托祥甫担当，随托祥甫归家取还，而余辈仍了西方大愿。祥甫谓藩府无银可借，询余若归故乡，为别措以备衣装。余念遇难輙返，觅资重来，妻拏必无放行之理，不欲变余去志，仍求祥甫曲济，祥甫唯唯。”这一段文字生动地揭示了徐霞客在极度困境中的内心世界。按理来说，徐霞客的西行路程还长，身无分文，应该打道回府。但他意志坚定，先是想向金祥甫借款作为游资，继续远征。可是他碰了壁，因“藩府无银可借”。金祥甫愿意从别处想办法，资助他回老家。他没有接受，这时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想到如果回家，“妻拏必无放行之理”，就毅然决定，再困难也“不欲变余去志”。这种矢志不移的决策，充分表现了他的“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的大无畏精神。徐霞客也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的精神的磨炼，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才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古代的日记体游记中，类似这样立足于精神层面，着力展示旅游主体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作品，十分鲜见，因此，我认为，这不仅是徐霞客游记体在游记文学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一个带有创意的特点。
四
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总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甚至会引起一些不同的认知。徐霞客改革、创新的游记的日记体，当然也不能例外。钱谦益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写道：“闻其文字质直，不事雕饰，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帐簿”。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当时有人对徐霞客游记日记体进行了批评，认为“米盐琐屑”等都记入游记，成了“甲乙帐簿”。虽然钱谦益用了一个“闻”字把它带出来，但至少证实，这样的非议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批评，我认为是不足取的。因为提出这样批评的人，实际上在用传统游记的标准来批评徐霞客改革创新后的日记体游记。传统的游记，自魏晋以来，直到明代的小品游记，它们都崇尚雅洁、精美、短小，其内容主要是山水景观的描写，这已成了一种传统，也成了评价游记的一种标准。但这样一种传统的游记的规范，无法适应徐霞客的“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的旅游实践，正因为这样，徐霞客才对原有的日记体行记加以改革，创造出了新型的规制宏伟的大散文式的“徐霞客游记体”，因此，固守传统的游记标准，并以此来批评徐霞客在游记日记体上的创新是不足取的。当然，钱谦益是有远见的，他没有受到这种非议的影响，他在《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中，在引述了这种非议后，接着就指出：“此所以为世间真文字，万万不可改换窜易，失却本来面目也。”他认为，这种“米盐琐屑”，“甲乙帐簿”，正是反映徐霞客真实生活的需要，是“不可改换窜易”的，否则游记就失去了“真文字”的本来面目了。我认为，这正是钱谦益独到之处，他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本真”“写真”的传统出发，指出了这些“米盐琐屑”，决不是所谓“甲乙帐簿”之类的闲笔，相反这正是“徐霞客游记体”的一个特色。因此，他在《徐霞客传》中，再次强调说：“（徐霞客）……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画，虽才笔之士，无以加也。”
然而，尽管钱谦益正确评价了徐霞客对游记日记体的改革与创新成就，但“米盐琐屑”、“甲乙帐簿”等批评的影响，仍然没有真正消除，只是在一些文人学者的文章中换了一种表现方式。例如，曾任乾隆时礼部尚书的杨名时，他在《〈游记〉序二》中写道：“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不惮委悉烦密，非有意于描摩点缀，托兴抒怀，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也。”著名学者潘耒在《游记》序中也写道：“记文排日记事，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卢文弨在《书〈徐霞客游记〉后》中也这样说：“此记所游历，直书即目，非有意藻绘为文章也。知书者亦正以其真而许之，然大约类形家者言多。”这些学者文人的评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与直接批评徐霞客日记体游记为“米盐琐屑”、“甲乙帐簿”不同，都在异口同声地赞扬徐霞客，认为“不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未尝刻画为文”、“非有意藻绘文章”，是值得肯定的优点。但仔细辨味后，却发现他们在赞扬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传统游记文章求“工”，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未“争文章之工”，这样不言而喻，在“文章之工”上就不如传统游记；传统游记讲究“刻画”、“藻绘”，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没有这样做，同样不言而喻，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当然也不如传统游记。这实际上是指“米盐琐屑”、“甲乙帐簿”给《游记》在艺术上带来了不良影响，但他们不去直接点明，却分别用了“不惮委悉烦密”、“直叙情景”、“直书即目”来自圆其说。这些学者文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约而同地都在用传统的游记标准来评价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由于这些评价都出于名人之手，又用赞扬的语气来表述，因此影响极大，被后人奉为圭臬，广泛应用。其实，徐霞客游记的日记体，决不是这么简单，它经过徐霞客的改革创新已形成一种新型的游记体式，它有着自身建构的标准与要求。传统游记要求文章篇幅短小，结构精巧、文词优美，有诗情画意，这样的文章才算“工”，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以“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写出“笔意似子厚”、“叙事类龙门”的“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为工，因此，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为“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的“游记之夥”。徐霞客也在追求“工”，他是追求一种“求真务实”之工，追求“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之工，追求一种游记新体式之工。传统游记讲究“刻画”“藻绘”，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用的是本色语言，质朴中不乏变化，整齐中不乏灵动，精美中不乏绮丽，谁能说这样的文章不是精心刻画、藻绘为文呢？显然，徐霞客有徐霞客的“工”的标准与追求，徐霞客有徐霞客独特的“刻画”和“藻绘”的艺术手法，因此一味地用传统游记的标准去评价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不管是批评还是赞扬，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评价徐霞客的日记体游记，也即人们所称的“徐霞客游记体”呢？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有过一段相关的评论，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他在《〈徐霞客游记〉文学价值》一文中这样写道：“这样的写法，是前所没有的……在游记之中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出路。”虽然只是几句话，但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徐霞客游记的日记体，是“前所没有”的一种创新，它的意义就在于“在游记之中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出路”，从而揭示了徐霞客这一改革创新的巨大的文学价值及其永恒的历史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朱东润先生那样，能关注到徐霞客游记日记体的价值，并给予评论的，在徐学界为数极少。因此，徐霞客游记的日记体，即“徐霞客游记体”，实际上至今还没有被学术界一致认可。当然我相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随着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状一定会改变、徐霞客游记体，一定会被越来越重视，它的人文与历史价值，一定会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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