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现代语义下的解构
晓澄
徐霞客站在了经验认知的高峰，几近山巅。越是人家说不能去的地方，他越是要去，这才有“千百年莫之一睹”的面貌呈现。
徐霞客探索大地山川30余年，从不惧身体之苦、景地之险，“猿挂蛇行”，“揉木缘崖”，对险境有种执迷般的进取心,且“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四库提要》），这就更为难得。对徐霞客的历代解读中，清初的潘耒是真正懂得他的：“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就是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故吾于霞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梁启超发现了记载于《遂初堂集》的此文，介绍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科学的人”丁文江。丁在考察实践中感受发现了《游记》的非凡之处，于是有如下这段评述：
“因为文章是霞客的余事，脚力是旅行的常能，霞客的真精神都不在此。”其真精神在于：“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在对比张骞、玄奘、耶律楚材后，他又说：“这三个人不是恭维皇帝，就是恭维佛爷，霞客是纯粹地为知识。”
说徐霞客是地理学家，正是1920年代中国现代地理学兴起，在接收西方地理学的过程中，丁文江等地理学家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地理和整理中国地理学史过程中，对自我传统的一种回身反视之发现。徐霞客能进行如此大量的野外调查，并解释山川现象的成因、由来，具备了现代地理学家的许多条件，经丁文江的论断和李约瑟的定位，才有今天徐学的奠基。
从现代意义特别是地理学已经发展到今天的当代，再来看霞客和徐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徐霞客的“再发现”已有了新气象。
一是对现象层面的系统观察，在他身上实现，并升到了问题层面，有了问题意识。虽然徐霞客缺乏回答问题的更高知识能力，但不能因此脱离中国古代的实际而要求他是一个现代地理学家。他之接近科学的身姿，在那个时代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要知道，非古之精神，是中国中世纪以来奇缺的资源。所以，即便徐霞客进行的只是个人的探索，没有引领出具有时代整体学术意义的新进展，也必须看到，自然的高山之上，他是一座人文的雄关。
二是翔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史料记录，使得徐学有了概念上的宽广度。徐学可资研究的领域，已极大地拓展到经济发展、社会动态、史实考证、文物遗存、民情风俗、民族宗教等原先没有涉及到的范畴。关键是徐学已 经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现代概念，在徐学中，徐霞客个人和《游记》都只是一个局部，不必每样新进展都要落到徐霞客头上。
三是霞客精神的提炼之于文化自信的落实。徐霞客的地位已经是一个被不断发扬光大的历史文化楷模。丁文江当年之评价：“乃求知之念专，则盗贼不足畏，蛮夷不能阻，政乱不能动；独往孤行，死而后已。”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虽然我们已不必把徐霞客当作道德楷模之类的“完人”来加以描述，但站在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上的徐霞客，确也无容抹杀其光辉，对于建构文化自信的中国当下，徐霞客无疑是可资倡扬的一个文化传统，是为理应新增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
四是对于流行文化之再造之功。“游圣”是徐霞客所“拥有”的另一头衔，这一头衔所包含的大众文化义不言自明。当代中国，旅游业和旅游文化的发展，使得其认祖承宗的愿望空前强烈，徐霞客之旅行家身份比“地理学家”身份更有流行文化的内涵。旅游文化属流行文化，有抢占社会空间的天性，徐霞客当年之行之记，没想到今天会在旅游节这样的现代范畴概念中占踞一席之地，这是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另类抢占，有如地理、考古之科学内容成为大众流行文化。虽然徐学研究不能也不会捆绑在旅游业上，但它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作为不可偏废的一个高度，却也赋予了别样的增容，是可以用来建造出另一座新厦的很好原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