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人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籍以其三十年来踽踽独行，驰骋万里，足迹踏遍当今中国的19个省市区，著就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一书，被当时学者称为“千古奇人”，被今人尊称为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原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写“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来高度概括他伟大的一生。2007年11月，作为40位中华文化名人之一,其塑像伫立在中华世纪坛。2011年，国务院确定《徐霞客游记》开篇日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数百年来，徐霞客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不朽的高士形象
在明末清初，人们更喜用“高士”来形容这位“奇人”的形象，其墓地就立有“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之碑。
徐氏家族为“南州高士”后裔，曾显赫于江南，但到他父亲这辈，已沉寂数代，父亲为他取“弘祖”名字，寄希望他弘扬先祖“高士之风”，重振徐氏家族声望。徐霞客受徐氏家风影响，志趣高雅。他早年与堂兄雷门交好，共赏景作诗，两人曾在小香山结庐读书、种竹植梅，期间，徐霞客写下了《题小香山梅花堂》和《游桃花涧》诗2首、序文2篇，广为传颂的“春随香草千年艳 人与梅花一样清”诗句就出在这里。从植梅、赏梅、赞梅的喜好中，可以看出徐霞客冰清玉洁的品格。
徐霞客对花草植物的钟爱在《游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入湖南游，看到盛开桂花，《游记》中写道：入桂花园，则宝珠盛放，殷红甚密，万朵浮围翠之上。游湖北太和山，见神奇的榔梅，流连忘返，竟数次乞求道人：“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怀”，反映出徐霞客在旅途中对奇花异木的珍爱，渴望带回家乡种植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徐霞客确实有郦道元之志、陶渊明之雅。
十六世纪中后期的明朝，随着阉党作乱、朝纲腐败，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钻在程朱理学的窠臼中去穷经皓首，赢得八股取士。同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人们的务实精神加强，受东林党人“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理论的影响，徐霞客没有走科举仕途。母亲王孺人更是教导他：“志在四方，男人事也......”，青年徐霞客就树立了“朝碧海而暮苍梧”穷尽祖国河山的壮志。他22岁开始首游，39岁时结识明末大儒陈继儒，陈听他说起多年的远游经历，送他“霞客”的雅号，赞他“志在烟霞”，是“餐霞饮露之人”。此号深得弘祖喜爱，从此，他自称为“江左霞客”，开始以号行于世。尤其在母亲离世后，徐霞客更是开启了他的万里遐征。
徐霞客在旅途中三次遇盗、四次绝粮，遭遇挚友病故、仆人席卷行囊潜逃等变故，依然跋山涉水，进行科学考察，这是何等的坚定与勇气。学者钱谦益这样评价徐霞客以及《游记》：“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连伟人毛泽东读了《徐霞客游记》，也感慨地说：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在旅途中那种“人意山光，俱有喜色”的豁达乐观、人与自然相融的情感，更激发了今天人们考察旅游的热情。
徐霞客崇尚品节，历来把“名节操守”放在首位。他虽然交友广泛，却厌冠盖争逐之交，其友人大多是在朝以清正闻名，在野以高洁著称的贤人志士。“闽中大师”黄道周是徐霞客最崇拜的一位朋友，为追寻这位大师，徐霞客数度到达福建漳州，“走万里而谒之穷山”，终于得以探访。后黄道周因遭诬陷入狱，其时，徐霞客由于长途跋涉，已瘫痪在床，闻之，命长子带上棉衣去京师探监，听儿子回来报告黄道周在狱中的磨难，徐霞客竟“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情其义，感人肺腑。黄道周同样重情义，出狱后，闻道徐公为他郁愤而亡，立即挽诗两首，以“十洲五岳齐挥泪，屐齿无因共数峰”来哀悼，出狱不久，黄道周亲自来到江南，在徐霞客墓前凭吊，并称徐霞客是自己“生死不易，割肝相示者”。
徐霞客虽钟情山水，浪迹天涯，不过问政治，但他对江南东林党人的爱国热情深表钦佩，与东林党领袖文震孟、高攀龙、缪昌期等都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缪昌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当时，东林党遭阉党诬陷追杀，很多东林党人被杀害，徐霞客佩服缪昌期的光明磊落，依然与缪家保持友好往来，后缪昌期遭诬陷打入狱中，徐霞客不顾受牵连的危险，依然为儿子徐屺操办婚事，迎娶“罪臣”缪昌期之孙女。这既说明徐霞客与缪昌期间的深厚感情，更证明了徐霞客交友崇尚气节、“生死不易”的可贵品质。
伟大的科考精神
徐霞客的旅游不同于我们今天常人的旅游，今天旅游者往往以休闲、观光为目的。徐霞客则寄情山水，以科考探究为目的。他为探中国山水奥秘，不计行程不避寒暑，不惮虎狼，不畏艰险。清代学者杨明时在《游记》的序言中写道：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岩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处，不惜捐躯命。徐霞客白天旅游考察，夜间则“就破壁枯树下，即燃脂拾穗记之”，可见，徐霞客的万里之游是有其鲜明的科考目的。
《徐霞客游记》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是一部研究地理的科学文献。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徐霞客游记》读来不像出自十七世纪的作者，而更像一位二十世纪野外工作者的考察记录。近代杰出地理学家丁文江对徐霞客推崇备至，称“爱其文字，或惊其游迹”，并为徐霞客编写家谱。《游记》除对所到名胜古迹记载外，更有独到的岩溶地貌、洞穴分布、矿物质说明、气候变化记载和探究。
《游记》最早记载了我国的岩溶洞穴地貌。《游记》中有关洞穴描写的文字记载达72000余字，徐霞客在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亲自探查了270多个喀斯特洞穴，涉及描写的洞穴近百个，对洞穴中由于滴水形成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灰华球的形态、成因都有独到的描绘。他对这些洞穴的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等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初步论述了洞穴的成因。他用分类法和比较法来进行考察总结，首次系统地给洞穴分为穿洞、多层洞穴、脚洞、天窗洞四大种类，他在考察西南地区岩溶时，曾对桂林著名的“七星岩”作了两次考察，写下了全世界第一部关于喀斯特地貌的宝贵资料，这比欧洲学者艾士培尔在1774年同样性质的考察早了一百多年。
《游记》生动地描写了丹霞地貌。徐霞客用“红色如霞，远望如城，山方平顶，危岩陡壁，岩穴遍布”来概括丹霞地貌的特征。他不顾山高岩陡，泊舟进入由仙掌岩、天游峰、大隐屏诸峰围攒而成的茶洞时，惊呼此地“比（浙江）天台（山）之明岩更为奇矫”。按徐霞客早年游历浙江天台山时，已对明岩胜境作了深刻的描绘：“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苁于上，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阁；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武夷茶洞“更为奇矫”一语道出徐霞客对武夷山发自内心的赞叹。徐霞客对武夷山自然景观，特别是对九曲溪两侧典型发育的“青紫万状”、“霞翎朱顶”的丹霞地貌单斜山、断块山、柱状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留下了斑斓丰实的游记。他的考察为武夷山丹霞地貌的研究起了不可忽视的承上启下的衔纽作用。
考证金沙江为长江上源。徐霞客晚年游历，更是倾向于探索大自然奥秘。《尚书·禹贡》称岷江或嘉陵江为长江的上源，可徐霞客想：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星宿海，“入河之水，为省五，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之三分之一”，而长江“入江之水，为省十一”，且长江江面宽阔，流量巨大，按照他“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大小不同”的理论，徐霞客产生了 “江源短而河源长？”的疑问，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年已半百的徐霞客辞别家园，西行万里，“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历经四年的艰苦考察，写成《溯江纪源》、《盘江考》，以科学的论据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否定了《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的旧说。这样，长江源头比“岷山导江” 一说长了一千多里，也再次体现了徐霞客不顾一切，求真求知的伟大科考精神。
杰出的文化使者
徐霞客不仅有杰出科学贡献，文化方面的贡献同样让人敬佩。在闭塞的封建时代，徐霞客的足迹踏遍西南地区，成为晚明时期把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杰出使者。徐霞客在西南地区接触了瑶、壮、苗、彝、布依等30多个少数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上至地方官吏下至普遍百姓，都结下了深厚感情。丽江土司木增、永昌闪太史都给予他很多帮助和馈赠，少数民族兄弟为他作向导，甚至教他当地的民族语言。
西南游是徐霞客一生路途最远、行程最长、描绘最多、游记最精彩的地方。今天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以云南最为显著。他在云南游历630多天，《滇游日记》达25万字，约占游记全书的40%。这一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已指出；“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鲜明，尤为有资可靠。”
徐霞客这位热心的文化使者，在那里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他为当地寺院作《玉皇阁募缘疏》，还撰写寺院化缘的宣传小广告。他为丽江土司木增的第四个儿子做私塾老师，传播汉文化，对其习作“挑灯评文”，写下范文《雅颂各得其所》来指导写作。徐霞客对云南文化发展最大贡献是修订《鸡山志》，他历时三月，创稿四卷，最终完成。原稿后来虽然遗失，但《鸡山志目》、《鸡足山志略一、二》保存下来，为后来续写《鸡足山志》奠定了基础。徐霞客远游西南，最终因足疾难以行走时，木增不顾山高路远，依然派数名壮士抬轿把徐霞客护送到长江边的湖北黄冈，得以乘舟而回。木徐交往成为美谈，也影响着今天云南地区人民对徐霞客无比的怀念和敬佩。
近年来，西南地区人民纪念徐霞客的活动更是如火如荼。贵州兴义筹建了徐霞客旅游特色小镇，徐霞客在云南的很多手抄笔记、诗稿都收藏、存放在云南省博物馆内。徐霞客曾经生活过的古迹不少成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徐霞客的塑像更是广见于贵州黄果树、贵州盘县、云南昆明市、曲靖市、大理市、蝴蝶泉边、龙王塘等等，西南各地徐学研讨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介布衣，在西南边陲无疑成了无冕之王和民族友好的使者。
徐霞客在文化传承上另一让人称颂的就是“晴山堂石刻”。世人都知道徐霞客以及他的《游记》作品，“晴山堂石刻”及其书法价值知道的人相对较少。清代学者张之纯这样评价“晴山堂石刻”：三百年来，拓本流传，人争宝贵，更阅数世，知必与唐碑宋碣并重矣，“晴山堂石刻”之艺术价值可见一斑。
徐霞客耗时13年之久，积集先祖所藏，以及自己与明代江南文人雅士的交往，所藏字画诸多，加上游历途中对金石的探究，形成了他对字画收藏的特殊兴趣。在其母亲80大寿时，徐霞客择收藏中精品，命江南能工巧匠刻录，并存放于徐氏宗祠。石刻几经动荡变迁和毁损，现仅存76块，其中诗文94篇，涉及作者84位。最终，经地方政府致力保护，石刻安放在“晴山堂”的四周墙面，故称“晴山堂石刻”，地方文化工作者又将石刻拓成书法作品——《晴山堂法帖》。
“晴山堂石刻”作者起始于元代大画家倪云林（倪瓒），作者中有状元8人、进士55人，有当朝一品有内阁大学士杨荣、李东阳、顾鼎臣等11人，明初书法家“三宋”、“二沈”中有宋广、宋克、和沈度3位，明代中期书法四大家“文、祝、王、徐”中有文征明、祝允明2位，明晚期书法四大家“董、米、邢、张”中有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3位。石刻基本云集了明代书法大家和文化精英，其价值自可形成“与唐碑宋碣并重”一说。
可以说，“晴山堂石刻”是徐霞客除《游记》外，给后世留下的又一文化瑰宝，是徐霞客人生的又一大作。“晴山堂石刻”和《徐霞客游记》已经成为徐霞客故居最为耀眼的文化遗产。
徐霞客一生，早年遍观群书，后来足遍全国大半地区，履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立世之道。他那清梅般的人文品格、“达人所未达、探人所未知”探究精神必将推动我们民族创造出更加优秀灿烂的文化。(周忠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