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母王孺人出身地探讨的若干思考
蔡崇武
徐母王孺人是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其出身地的探讨由来已久。2015年，江阴陈锡良先生提出了王孺人出身于江阴璜塘的观点，由此开始，王孺人究竟出身于何地的探讨掀开了帷幕。2018年，贵州张兴华先生在无锡《徐霞客与当代旅游》杂志上发表了《王忠纫其人》后，接着发表了《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一文，公开否定陈锡良先生的观点，认为徐母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于是引起了关于王孺人究竟出身于江阴还是无锡的一场二年多的学术争论。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我与缪幸龙首先撰文，针对张兴华的文章进行驳斥，指出其所谓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的观点，是无中生有，不能令人信服。接着我俩又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无锡方面的相关文章进行批驳，其中各自有两篇论文被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主办的《徐霞客研究》杂志录用，引起了徐学界的广泛关注。就在江阴与无锡为王孺人的出身地问题激烈论战的关键时刻，江阴资深的徐学研究者刘徐昌先生，在《徐学研究》（2021/第4期）上发表了《从“城东王公”谈起》一文，提出了王孺人出身于江阴城东云亭查墓村的观点，为王孺人的出身地提供了新的地域证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锡良先生又站出来，发表了《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再考》（载《徐学研究》2022/2），坚持认为徐母王孺人为江阴璜塘的东常村人，而且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据。不仅如此，他在不久后，又发表了《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三考》，对其提出的王孺人出身于江阴东常村的观点再次进行申述，并对质疑其观点的言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驳斥，同时对无锡方面认为王孺人出身于无锡嘉乐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陈锡良先生的这两篇文章，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江阴与无锡关于王孺人籍贯问题争论十分激烈的时候，徐霞客第十代嫡孙徐振庆先生，勇敢的站出来，发表了《真实历史不容篡改——徐母王孺人出身无锡嘉乐堂王氏家族辨析》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三个铁证”，有力地证明了王孺人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人。不仅如此，随着江阴与无锡关于王孺人籍贯论辩的深入，江阴发现了王孺人为江阴人的一批新的历史证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徐学专家唐汉章先生，他在《求证务实，去伪存真——徐母王孺人籍贯考》一文中，先是对有人否定陈仁锡的《王孺人墓志铭》中关于王孺人为江阴人的论述进行了批驳，根据历史证明王孺人为江阴人。接着对江阴人夏树芳在《秋圃晨机图赋》中写徐母王孺人“诞我江濆”的含义进行了解读，指出“江濆”就是指江阴，从而有力地证明王孺人是地地道道生在江阴、长在江阴的江阴人。唐汉章先生的文章启发了大家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徐母王孺人为江阴人的证据，此后我又发现，徐霞客在为母亲王孺人祝寿遍访友朋时，带着《贤母传略》。徐霞客在拜访福建黄景舫时，就奉上了《贤母传略》，而黄景舫在给徐母王孺人祝寿时，就把王孺人作为江阴人来看待，这进一步证明了徐母王孺人为地地道道的江阴人。江阴找出了王孺人为江阴人的三大铁证后，江阴与无锡方面关于王孺人籍贯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当然，无锡方面依然坚持认为王孺人是无锡嘉乐堂人，并表示将继续探索，我认为是好事。学术天地是开阔的，自由的，希望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新成果。
然而，在我们江阴，关于徐母王孺人的研究，在与无锡方面论战两年后，最近一年，似乎出现了停顿或者说放松的现象。其实，关于王孺人的研究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因为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没能解决，那就是：虽然证明了王孺人是出身于江阴的地地道道的江阴人，但王孺人到底出身在江阴哪一个镇，哪一乡，哪一个家庭，至今还是个谜。如果能把这个谜底揭开，这毫无疑问，是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因此，我认为，与无锡争论王孺人是江阴人还是无锡人，这虽然重要，而搞清楚王孺人出身于江阴的哪一镇，哪一乡，甚至于哪一个家庭，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比与无锡争论王孺人的籍贯地域更有意义的一种探索，是继第一场战役后的第二场战役。这里陈锡良和刘徐昌走到了我们的前面，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为了打好这场战役，我提出下列三点建议：
一是由江阴市徐学研究组织发出号召，把探索徐母王孺人究竟出生在江阴的何镇何乡为主攻目标，集中相关的研究力量，力争在一年，最长在三年内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种做法，在中国的高校中并不少见，不少学校为了某一课题，常常组织专人，成立相关的课题组集中攻关，而且最后总能取得某种突破。而且，在王孺人出身地研究这一问题上，进行集中攻关，在江阴有不少有利条件：（一）领导重视。江阴的徐学研究，尤其是徐母王孺人的研究，一直以来，得到了徐学组织的主要领导陈捷元会长和陈楠副主席的大力支持，我相信，在徐母王孺人出生地研究上，他们一定会给予大家更多的关注，并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二）资源丰富。由于已经考定王孺人出身于江阴，那么研究王孺人的具体的出生地点，范围集中在江阴的地域内，而江阴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资源。撇开图书馆、档案馆、高校等资料集中地以外，江阴的徐氏家族就有专门的徐氏宗谱，我相信，这些资料，如果充分发掘，很有可能会对王孺人的出生地研究会带来帮助，甚至会有新的发现。（三）研究人才相对集中。江阴的徐学研究人才和其他地区相比，人数较多，而且涉及到徐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一旦把徐母王孺人出身地研究作为三年之中的重点课题，一定能吸引更多的徐学研究工作者进入这项研究之中。在这里，我认为，可以把这一课题研究通过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直接下达给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地理系，由他们组织该课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课题展开研究。我深信，只要我们群策群力，合力攻关，一定会取得新的突破。
二是大力支持陈锡良和刘徐昌先生继续对徐母王孺人出生地研究和探索。陈锡良先生是江阴探索王孺人出生地的第一人，他提出徐母王孺人出生于江阴璜塘东常村，开了王孺人出生地探索之先河，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他为探索王孺人的出身地，连续写了五篇文章，我认为最有价值的要数《王孺人出生江阴东常村再考》以及《三考》，他在文中提出了八个观点：（一）王诗号“成东”与《王孺人墓志铭》中的“城东王公”相符。（二）王孺人母亲华氏，兴道人，与《王孺人墓志铭》相符。（三）王孺人是王诗、华氏的女儿。王诗的长子与次子年龄间隔十一年，明显缺了一人，这人就是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的王孺人。（四）王诗卒年与王孺人父亲王城东卒年相同。（五）王诗家庭与《王孺人墓志铭》所记“澄江右族”相符。（六）王孺人父亲避难无锡城缘于倭燹。（七）王诗长子原学配张氏与《王孺人墓志铭》中的“过姻家杨”基本相符。作者认为“姻家杨”和张氏应是同一家，应该是“姻家张”，因同韵，音近而记错。（八）徐母王孺人出生江阴县金凤乡东常村。这八条，直接展示了陈锡良先生在研究王孺人出生地方面的成果，但是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一）陈锡良先生认为：“王诗号‘成东’与《王孺人墓志铭》中的‘城东王公’相符。”我认为“成”与“城”，无论从字形与意义都没有相通之处，说两者相通，或者徐材在《鸿胪云岐公行状》和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都记错了，似乎依据不足。（二）陈先生认为“王诗（成东）卒年与王孺人父亲王城东卒年相同”。他在《二考》中说王诗（成东）“卒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至于王城东卒年，根据陈仁锡《王孺人墓志铭》记载的王孺人“既归豫庵公，而翁光禄柴石公（徐衍芳）卒，以缟素见，犹及事姑陈孺人暨太翁鸿舻云岐公（徐洽），未几并卒，城东公亦卒。孺人自庙见后，宗祊誉之，妯娌贤之，五年于兹而大丧相继，偕豫庵公哭尽哀”，他认为王城东死在徐洽之前，理由是文中的王孺人“以缟素见”，也就是戴着孝去见长辈，这个所戴之“孝”指的是其父王城东而不是公公徐衍芳。可是，按照文义理解，王孺人的“以缟素见”，应该是在公公“光禄柴石公卒”之后。文章最后出现的“庙见”也可证明，其词典解释是：“古婚礼，妇入夫家，若公婆已故，则于三月后至家庙参拜公婆神位，称为‘庙见’。称新妇首次拜谒祖庙为庙见。”可见这里的“以缟素见”，并非是王孺人为父亲王城东戴孝，而是为公公徐衍芳戴孝。再看文中的云岐公“未几并卒”与“城东公亦卒”，不难理解王城东应该死在云岐公之后，但时间差异不大。那么云岐公，即徐洽是何年去世的呢？徐材撰写的《鸿胪云岐公行状》中明确指出：他是嘉靖四十三年，即1564年去世的。丁文江所撰《徐霞客先生年谱》附图中也提到徐洽卒于1564年。那么，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必定是在1564年，甚至更晚一点1565年去世。既然徐洽比王诗（成东）晚一年去世，那么比徐洽晚去世的王城东，怎么可能与王诗（成东）“卒年相同”呢？（三）陈锡良先生认为“王孺人是王诗与华氏的女儿”，其依据是“王诗的长子与次子年龄相隔十一年”，中间必定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王孺人。但王诗（成东）家谱中未有女儿的记载，如果非要说王诗（成东）一定有女儿，肯定必须拿出证据才能让人信服。（四）陈锡良先生认为“王诗长子原学配张氏”与“过姻家杨”基本相符。“姻家杨”和张氏应是同一家，应该是“姻家张”，“因同韵，音近而记错”，记错原因是徐霞客在母亲去世后“精神极度疲惫，记忆变差”。可是，《王孺人墓志铭》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孺人年最幼，与母华过姻家杨。”再说，《王孺人墓志铭》是徐霞客与其兄宏祚亲自校阅，徐霞客记忆变差，其兄不可能一起跟着变差。明明是“姻家杨”怎么会是“姻家张”呢？“杨”和“张”虽然韵母相同，但声母完全不同，怎么会搞错呢？我仅提出上述四个问题，供陈锡良先生在探索王孺人出生地时参考。陈锡良先生在探索徐母王孺人出身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真诚地希望他能再接再厉，为彻底揭开徐母王孺人出生地而作出新的贡献！
刘徐昌先生是江阴资深的徐学研究工作者，他在《徐学研究》（2021/4）上发表了《从“城东王公”谈起》一文，对王孺人的出生地作出了考察与研判。文章考核王孺人的出生地，是从考核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入手，判定王孺人的父亲出生于江阴城东云亭查墓村，然后证明王孺人是江阴云亭查墓村人。那么，王城东是否是查墓村人呢？他提出了几大证据：（一）他查阅了《王氏三沙全谱（三槐堂）》，发现了有关信息，证明查墓村在明朝时属昭闻乡，江阴县志载：“昭闻乡，县东十五里。”属于云亭镇范围，这一地名现在已经消失。但这一村虽然消失，其地名依然存在，只不过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坟地了，已经叫“查墓坟”了，其地是原云亭至长寿的必经之路。然后，又对查墓王氏进行了考证，证明查墓王氏，在古代亦是个名宦之家，人丁兴旺，传至今已有三十四代。这一切，都证明了陈仁锡在《王孺人墓志铭》中说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为“澄江右族”，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二）根据王孺人的年龄推算出查墓王氏应该生活在云亭查墓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时家族也败落，成为普通人家了，因此，王孺人婚后在徐家“筑场圃，代之农”，善于劳动。再者，从查墓到旸岐不过二、三十里路，交通比较方便 ，因此，王孺人嫁给徐有勉有了可能。（三）从王孺人幼年，倭寇至无锡的历史事件看，王孺人举家逃难，也真实可信，因为倭寇侵略的路线亦经过云亭。刘徐昌先生的这一探索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还是感觉到缺少点有力的证据：即如何证明徐母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是查墓王氏的后代。只是根据查墓王氏的家谱，推论其为查墓王氏的“三十四代孙”，是远远不够的。查墓王氏的家谱里有没有记载呢？如果有记载，应该把记载公之于众，如果没有记载，应该拿出考证依据，而这里恰恰缺了考证依据，这是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如果能证明王孺人的父亲王城东是云亭查墓人，那么王孺人的出生地也就迎刃而解了。再者，我认为可以拓宽思路，查一查徐氏宗谱，看看里面有没有关于云亭查墓村的记载，如果有这方面的记载，就可以找到王孺人的出生地了。
总之，我深深感到，无论是陈锡良还是刘徐昌，两位先生的探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最终找到徐母王孺人的出生地作出卓越贡献。
三是建议针对徐母王孺人出生地探索，建立专项奖励制度。找到徐母王孺人的出生地，是继与无锡论争王孺人籍贯问题后的又一场硬仗，因此，我建议对徐母王孺人出生地探索中有突出贡献者，在探索取得一定结果后，给予表彰与奖励。具体可以这样实施：对于积极参与徐母王孺人出生地讨论的人可以给予书面表彰，对于发现徐母王孺人出身地的人，经确认确凿无疑后，给予重奖。
徐母王孺人出身地的探讨，不仅是江阴徐学界，也是全国徐学界的一件大事。在《徐学研究》最近一次审稿会议上，陈捷元同志对江阴关于王孺人研究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他认为，王孺人是徐霞客的母亲，她为徐霞客的成长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王孺人的问题，要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她是中国古代贤母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们在研究其藉贯的同时，更多的要从政治上给予肯定。陈捷元同志的讲话，给大家极大的启示，这既指明了研究王孺人应该坚持的学术方向，更是对当前江阴研究王孺人藉贯问题的一次肯定与鞭策。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江阴徐学研究人士，应该看到研究王孺人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当前，要集中精力，对王孺人到底出生在江阴何乡，何镇，进行深入地研讨。我深信，只要我们发扬"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的精神，对王孺人出生地锲而不舍地去探索，去攻关，就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