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若能点燃闪电：徐霞客研究星火视角下
于光远先生贡献的重要性
任小玫
关于“中华游圣”徐霞客的研究，在当今中国或多或少已成为一门显学。庆幸的是，2023年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成立30周年这个节点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回望来时路的契机，使对徐学研究的研究与探查愈加丰富。然而，早于1993年学会成立本身，即在此之前，其又是何时与国土意识紧密联系的呢？四野万象，“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胸怀锦绣，宅兹爱兹，植根于大地的它是否从星星之火起就带着民生情怀，满含增进民生福祉的内涵意蕴？
鉴于前述学者对此提及甚少，本文将聚焦于于光远（1915.7.5—2013.9.26）先生之于徐霞客研究星火的关系，通过聚焦于其在改革开放初始的舆论场《新观察》的言论——总结起来包括但不局限于四（或曰六）个“一”：一次记者采访中的动情感言，一次推荐（包括一通关于纪念徐霞客的致编辑部函件，另附一封信件和一篇出版与纪念建议的转发），一次筹备纪念会议上的发言，以及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座谈会上的率先发言，呈现于光远先生的贡献之于徐霞客研究星火的重要性，拨开历史迷雾，同时也希冀借个体参与的发端提供探查徐学四面开花（乃至徐霞客研究会团体之所以十多年后能成为全国性组织）其背后的时代逻辑的可能性。
一次记者采访中的动情感言
促进国土经济研究的利器：初步的对徐霞客的识见
1981年2月25日出版的《新观察》（1981年第4期）上，首篇《向土地索取财富——访“国土经济学”倡导者于光远同志》一文的采访者是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张锲[采访者张锲（1933—2014）：早年在安徽基层从事文学创作工作，1962年起历任蚌埠市文化局创作员、剧编室副主任、编剧、创作研究室副主任。写作此系列报道时，实际上自1981年起，他任蚌埠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至于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兼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总干事，则是1985年1月后的事了。
]（1933—2014）同志。正如刊首语《<新观察>札记》所提，“读者同志，你能说出我们栖身的这块祖国国土面积的准确数字吗?你能说出我们赞颂的祖国母亲山川大地的变化吗?你也许能，你也许不能。无论你怎样回答，只要你的依据是旧的概念，你的回答就不会准确。本刊这期发表的作家张锲的文章《向土地索取财富——访“国土经济学”倡导者于光远同志》,作为他采写的《国土散记》的开篇，初步谈及了这个问题。”（刊首目录页）
国土经济学是于光远当时热心倡导的一门新科学，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80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国土经济学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各有关单位共七十多个，代表一百一十多名，会上大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应该制定一个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土地法；设立一个管理国土的政府机构，迅速纠正对我们国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同时，要对全国土地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摸清家底等。一个综合性的“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单位，也正在积极筹备中。因而张锲在春节（1981年2月5日）前夕受杂志编辑部的委托前去采访了于光远，“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第2页），形成文字稿时分别按“劳动是它的父，土地是它的母”（第2页）、“手捧金饭碗，不能去要饭！”（第3页）、“保祖宗业，造子孙福！”（第4页）、“要把土地问题提高到人口的高度”（第5页）等主题归类汇总。
在全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特意提到：“向于光远同志告别时，他还特向文艺界提出了些希望。他非常希望作家们能拿起笔来，多写些类似‘新《徐霞客游记》’之类的作品，建立一种为‘四化’服务的科学文艺的新形式。通过文艺作品插叙祖国大好河山的变化，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也从国土经济的角度，帮助发现和提出一些问题，在舆论上加以支持，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开条路。”（第5页）
采访文章的整体基调，客观真实而斗志昂扬：“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百废待兴，但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必能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宏图大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对文艺界有关国土情况的报道——“类似‘新《徐霞客游记》’之类的作品”——的殷殷期待，概莫能外。（第5页）
行文至此，李德忠在《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追述》一文第一部分第一段所提的潘琪首当其冲提出了应写出《新徐霞客游记》的主张（“方事开头难。这里,首先要提到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当年已为顾问的潘琪同志,正是他,以七旬高龄,冲破重重阻力,于八十年代初期,致函著名科学家于光远,提出了应写出《新徐霞客游记》以反映神州面貌巨变的主张。这一主张,迅即得到了于光远的热烈响应和赞赏。当他俩的信函于《新观察》杂志头条披露后,影响更为深远,拨动了千万人的心弦”），相关史实记录可依照“论心论迹”的原则进一步补充周全。[作者李德忠时任江苏江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其作品《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追述》最早发表在1987年3月9日的香港《大公报》“大江南北”专栏并放在了头条位置。这一举措进一步把信息推想海内外。事隔经年，十来年后又刊载在《徐霞客研究》第2辑（学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此处引文见第145页。]
一次致编辑部信中的殷切推荐
促进潘琪心愿达成的知心人：作为编辑部致信人的于光远
1982年2月10日出版的《新观察》（1982年第3期）上，首篇即于光远与潘琪的《关于纪念徐霞客的通信和刍议》。作为开头帽子部分的致编辑部函件，为破除如上所提于光远更像是被动而热情的信函应答者的刻板印象，全文抄录如下：（第5页）
《新观察》编辑部的同志们：
寄上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同志所写的《关于出版<新徐霞客游记>和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刍议》以及他为这件事写给我的一封信。我认为在今天大家振奋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介绍徐霞客的事迹，对于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对于激励开发国土资源的热情，对于教育广大青年志在四方，的确如潘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学习徐霞客的精神，不辞辛劳，考察我国辽阔的国土，探讨发掘我国国土潜力的途径这样的工作，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去做。不但像潘琪同志那样有理论修养、有丰富实际经验,并且足迹所至已不亚于徐霞客的老同志从事《新徐霞客游记》的编写，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经验比较少一点的同志，如果有志于此，也一定能够做出很好的成绩。于是我想到他寄给我的信中的思想，最好能引起更多同志的重视。因此我就想给你们提个建议：商得潘琪同志同意，把他读了《新观察》1981年第4期张锲同志所写的《向土地索取财富》后有所感而写的这封信，在贵刊上披露。此 致
敬 礼
于光远 1982年1月8日
而在随后“潘琪同志给于光远同志的信”（写信日期：1981年12月6日）的开头部分，潘琪不忘开门见山地对自己为何送上起草的《关于出版<新徐霞客游记> 和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刍议》（写信日期：1981年12月3日）征求意见信做了说明：“你一定会奇怪：这个潘琪怎么会干起这件事情来了呢?事情是这样的：1981年9、10月我住医院期间，把新版精装《徐霞客游记》又浏览了一遍，越看越感慨系之浮想联翩起来。我想：四百年前出了一个徐霞客，他在那样困难的交通条件下走游考察，倾毕生精力写下了这部有很高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游记；而现在，在社会主义的时代，交通条件比那时不知好多少倍，却为什么没有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徐霞客、没有见到一部科学价值文学价值更高，能为四化服务的《新徐霞客游记》问世呢?”“正在这时，我从《新观察》1981年第4期上看到对你的访问记中,你也提到希望作家们能写些类似《新徐霞客游记》之类的作品，用以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为国土经济的科学研究开辟道路，等等。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不谋而合了。’”（第2页）
出于对潘琪心有丘壑、一片赤诚的赏识，有鉴于“不谋而合”地共同感到古为今用的必要性，“我们一定要有一部新的《徐霞客游记》，用它来振作精神，激励革新；用它来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用它来促进国土考察，科学调查；用它来建设精神文明，传播精神文明……”（第3页），又考虑到“今年[1981]是徐霞客逝世340周年，再过五年即1986年，又将是徐霞客诞生400周年，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应当有所表示吧”（第3页），于光远愿意在促成这件事方面尽一己之力，才有了本节开头提到的转年年初对潘琪这一封信件和一篇出版与纪念建议的原文刊载（略）。
一次筹备纪念座谈会上的表态发言
座谈会的共同邀集人：主动牵头倡议的于光远
1982年3月10日出版的《新观察》（1982年第5期）上，继“感慨系之，浮想联翩”的《夏衍同志来信》（第12页）之后，是《期待着新时代的徐霞客——筹备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座谈会纪要》。起由是第三期发表《关于纪念徐霞客的通通信和刍议》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和支持，2月17日上午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琪同志（交通部副部长、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邀集有关单位的同志举行座谈会。除王兆彤(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德仁(国土经济研究会)、刘振礼 (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瞿宁淑 (中国地理学会)、郑公盾 (科普出版社)、于洋(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田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外,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新观察》杂志的同志参加。
筹备会上于光远的发言纪要，具体如下：
今天我们开一个筹备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座谈会。
徐霞客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在世界地理学界是卓越的人物。我不是学地理学的，不可能对他做出准确的评价，但是谁都可以想象，在当时那样差的条件下，他手持一根铁杖，走那样多的地方，做出那样大的成绩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出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
对于徐霞客，我原来只想到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写新徐霞客游记，没有注意到1986年是他的诞生四百周年。接到潘琪同志给我的信和刍议之后，我认为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和周扬同志谈起这件事，并说起拍摄电影，他很支持。刚才又知道夏衍同志早就有过这个倡议。周扬同志的意见是拍两部片子,一部故事片，一部传记片,可作为电视连续剧。我想通过这个纪念活动可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一点促进作用。
纪念徐霞客的活动，我主张规模不必太大，但要收到实效。最近我访问了徐霞客故居，见到晴山堂房子是新修的。晴山堂中的那许多块碑，在十年动乱中被一位教员埋在墙里保护下来了，现在已经重新嵌在墙上。我们应该向这位精心保护文物的同志表示敬意。从公路到晴山堂也只有一里多路。路面稍窄，略加宽一点就可以了。需要下功夫的首先是进行学术研究，出版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霞客游记》新版本比以前的好得多，可以增订再版。可以出版《徐霞客画传》和研究徐霞客的文集。我主张今年秋高气爽的季节，在徐霞客家乡附近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看来难度大的是电影，要及早抓。拍好这两部电影影响最大，会得到群众的欢迎。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当代徐霞客出来，写出《新徐霞客游记》。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对开展国土经济研究和进行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纪念徐霞客对青年也是很好的教育。不久前我给《浙江青年》写了一篇文章：《你们要志在四方》。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错。以前没有搞好，那是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在那篇文章末尾说，当年徐霞客能那样做，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有什么理由在平均每人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去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呢?广大青年应该记住“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话，到祖国各地去安身立命。
我认为最适宜牵头纪念徐霞客活动的是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和江苏省。我把潘琪同志的刍议寄给这两个学会,他们很赞同,江苏省的领导同志也欢迎大家到那里去。看来这件事在大家支持下，一定可以办好。（第12页）
从上可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首先，此筹备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座谈会，非彼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年筹备委员会座谈会[《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年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徐霞客研究》第2辑（学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40-144页。史料及其名单由瞿宁淑（中国徐霞客研究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提供，她时任纪念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详见下一节，以及《徐霞客研究》第2辑第140-144页）。万万不可混淆，甚至将其混为一谈等同起来。（2）文本记录他分别就自己对徐霞客认识的深化、和周扬谈起这件事、纪念活动的具体做法、对青年的教育意义所在、对活动牵头单位的筹划与牵引等坦陈了自己的想法。（3）从发言的最后一点“最适宜牵头纪念徐霞客活动的是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和江苏省”，可以看出其言必行、行必果，已经行进在牵引倡导的路上了。
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座谈会上的率先发言
“这些工作都已作了酝酿”：敢为人先的发起者于光远
1983年5月25日出版的《新观察》（1983年第10期）上，是一组标题为《祖国的河山——纪念徐霞客的信息》。记录的是1983年4月18日至20日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年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无锡召开，来自科学和文学艺术界的56人在风景如画的太湖之畔，畅谈纪念徐霞客的重要意义（第9-11页）。当时的背景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促成了一个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为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理事长于光远,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汪海粟等三位同志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显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于光远首先发言：
认识和开发祖国的大好河山
于光远
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是徐霞客四百周年诞辰。为了筹备纪念活动，已经组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陆定一同志任主任的委员会。具体的工作则由发起这个纪念活动的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联四个科学群众团体负责。
徐霞客是一位值得隆重纪念的历史人物。在徐霞客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萌芽，但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大都还是热衷于通过科举应试走入宦途。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总的说来，是很不被人重视的。不过那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毕竟进入了后期，中国知识界中开始出现了第一批与以前的时代不同的先进人物。其中有一些人致力于在政治的领域内同阻挠历史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而另外一些人，如先于徐霞客的李时珍，后于徐霞客的宋应星等，则把注意力转向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生产技术的总结、传播。徐霞客就是属于这个人数很少的、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的。他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但在激进的东林党人中有他的密友，而他则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投到旅游和地理考察中去，并在长期艰苦的旅行中写出了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对我国广阔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细微精确描绘的《徐霞客游记)。他对石灰岩地貌成功的考察与研究比欧洲人同一性质的最早的考察研究早二百年。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他的成就是在缺乏必要的科学考察的手段，而且可以说完全是由一个人的力量，在非常艰苦、冒险的条件下进行的。象徐霞客这样的我国历史上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是应该得到很好发扬的。
我们今天纪念徐霞客，不仅是为了缅怀我国古代的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主要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为了争取我国国民经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就要开展对我国国土的科学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我国辽阔土地还有很大的未知的领域，必须继续加深我们的认识。
而开发利用我国国土资源更有许多复杂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认识和开发我国的大好河山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引起人们对这一点更广泛的重视。因此必须进行非常有力的宣传和教育。我们西部、北部半个中国，人少地多，有待大力开发。我们东部、南部半个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为缓和这个矛盾，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便是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应该把对土地开发利用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与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认识同等高度。我们要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使更多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我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广大的青年要志在四方，志在祖国待开发的国土。因此在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徐霞客的事迹是应该得到很好宣传的内容之一。
这种宣传可以采取电视和电影的形式进行。出版通俗的小册子也是必要的。在徐霞客的家乡已经有了徐霞客的纪念堂，需要进一步充实、改进。在徐霞客考察过的旅游地可以适当布置他的游迹介绍。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徐霞客游记》问世，这是同类书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如有需要增补的地方，三年后可以重版。在临近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时，可以举行一次科学水平高的学术会议，就科学史上的徐霞客和相联系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
这些工作都已作了酝酿。
有一件与徐霞客本人没有直接联系，但想趁纪念徐霞客四百周年诞辰之际提出来的事，便是出版一套介绍全国各地大好河山的丛书。它既有地理描绘的内容，又有经济上的分析，既是科学的，又要求文笔优美。我们曾经把这一套丛书与《徐霞客游记》相比，并称之为《新徐霞客游记》。正式的名称是否可以考虑为《祖国大好河山丛书》?
徐霞客诞辰四百周年离开现在还有三年半时间。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许多工作。不但电影、电视等工作可以完成，就是出版那套丛书都来得及，但是工作必须抓紧。我认为，开好这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对于及时完成这些工作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第9页）
会上成立的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备委员会，由三十多人组成（另台湾省保留1名）。除陆定一、夏衍、于光远、汪海粟外，胡锦涛、王越、戈阳、李德仁、潘琪、侯仁之、任美锷、谭其骧、吴传钧、陈桥驿、褚绍唐、王越毅、瞿宁淑、张锲、王维屏、边春光、石方禹、司徒慧敏、田夫、朱学稳、孟启予、周立三、杨增、徐青、陶白、戚庆莲、许符实、曹婉如、舒适、包根才等均为委员。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弘扬徐霞客精神，开发祖国河山，进行四化建设，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第9页）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心仪“百科全书式的游记”
众所周知，于光远1955年被遴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现称中科院院士），1964—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77—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他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经济学，也涉猎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七卷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当年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受命组织起草邓小平在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闭幕式上的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该报告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于光远积极倡导跨学科研究，不断开启新的研究领域，倡导或拓展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他还积极提倡和推动民间学术团体建设，由他创办或推动建议的国字头学会就有7家，其中隶属于中国科协的就有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4家，其余3家为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生产力学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即使在退居二线后，他也从未停止对经济学的思考与探索。前述关于徐霞客问题的发言中屡次提到了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以及中国科协，缘由即此。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理论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他信奉“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的座右铭，坚持“正道直行”，堪称一时国士。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1927-2004）在弥留之际写就的《守身为大》一文中写道：“他（于光远）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金融时报》2004年4月25日）
于光远还是一个知识结构广博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党史及多门学科，同时又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识和底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为同窗学友），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闪光的瑰宝，他笔下的游记内容丰富多彩，不只是对当地风土、物产、人物、历史的简单记录，涉及地形、地貌、岩溶、江河源流、水文变化、地热、气象、政区、交通、地名等方面，并且把准确的科学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我国古代的地学百科全书。也许正因为如此，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于光远认为可以“用它来振作精神，激励革新”。（《新观察》1982年第3期第3页）
游记带给于光远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
（1）“用它来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乡土”。（《新观察》1982年第3期第3页）当年徐霞客能那样做，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有什么理由在平均每人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去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呢?广大青年应该记住‘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话，到祖国各地去安身立命。” （《新观察》1982年第5期第12-13页）而让采访者张锲也感同身受的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我仿佛跟随这位革命前辈，在祖国的大地上做了一次漫游。依稀中，我仿佛看到我们的祖国母亲，正在发出呼唤。她是那么美丽，却披着褴褛的衣衫；她是那样矫健，身上却布满累累伤痕!她正在呼唤自己的儿女，赶快去为她医治身上的伤痕，去为她换上光彩夺目的新装!” （《新观察》1981年第4期第5页）
（2）“用它来促进国土考察，科学调查”。（《新观察》1982年第3期第3页）为研究国土资源、为国民经济发展护航：如，应该制定一个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土地法，设立一个管理国土的政府机构，迅速纠正对我们国土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同时要对全国土地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摸清家底等。早在延安时期，于光远自己就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与柴树藩、彭平合著《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研究当地农村经济问题。此外他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职期间，还指导编写了多种农业和工业生产教材。
（3）“用它来建设精神文明，传播精神文明”。（《新观察》1982年第3期第3页）于光远自称“无时不思，无日不写”，他的足迹到过祖国很多地方，在对各地考察过程中，会把很多思考写成文章，如今看来，许多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比如1984年他在《战略学与地区战略》一书中进而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而且在经济文化发的程度上地区之间也很不平衡，发达程度不同的各地区因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同而要采取的方针也会不同，比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考虑要做的事（如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发展现代化工业）同在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如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考虑要做的事）当然大不相同，他将这样的问题称为“全国战略中的地区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地区的分类和对不同地区开发的观点。[于光远，《战略学与地区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采访者张锲及其委托方杂志编辑部受其影响，也认识到游记体观察的必要性：“让我们跟随作家的足迹去饱赏壮美的神州风光吧!同时也让我们与作家一起思索和联想一些有益于祖国建设的事情”。（《新观察》1981年第4期刊首语目录页）
言以行道：行动家与社会活动家的于光远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译文：想要成为震慑世间的人，必须先要忍受长久的沉默；谁最终将要点燃闪电，一定是长久漂泊的人。）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这首诗，一般认为，它既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与本质的探究——叙述了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历史演变过程，然后揭示了基督教的本质，并探讨了它如何自下而上地征服了罗马帝国，且一直影响到现代——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其所关心的一个永恒问题是真理与信仰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潜龙在渊，亢龙在田，飞龙在天”，它更讲述了沉潜和爆发的辩证关系，阐释了厚积薄发的观点。可能其中还有尼采在世界上碰得头破血流的冷遇，但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未来一定会声震人间，点燃闪电。这何尝又不是自诩为“一介布衣”徐霞客的人生际遇呢？
作为徐霞客的知音，于光远深知“处处皆学问”。怀有浓郁的求知欲与游戏心态，他很喜欢别人送他“大玩家”的称呼，加一个字变成“大玩学家”：他观物象，勤劳作，思休闲与劳动的辩证关系，实现了玩味与求索的大和谐。正所谓多识草木少识人，存一分静气容纳自然，慢慢理解世界，缓缓更新自己，老树长新芽，超出你想象，“工作狂”无形中又多了一丝闲情与真气。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闲是同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休闲需求会越来越大；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关注和讨论休闲问题，后来又与龚育之和马惠娣等前辈一道创建和推进我国休闲学问题的研究。
一百次心动不如一次行动，“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行修言道，礼之至也。”于光远积极行动，南行北向，通达八方。例如，不光是他把潘琪同志的刍议寄给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这两个学会，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同时也达成了“江苏省的领导同志也欢迎大家到那里去”的心愿。至于他自己，1982年3月他说，“最近我访问了徐霞客故居，见到晴山堂房子是新修的。晴山堂中的那许多块碑，在十年动乱中被一位教员埋在墙里保护下来了，现在已经重新嵌在墙上。我们应该向这位精心保护文物的同志表示敬意。从公路到晴山堂也只有一里多路。路面稍窄，略加宽一点就可以了。”（《新观察》1982年第5期第12页）一年之后，1983年4月18日至20日纪念徐霞客诞辰四百年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无锡召开时，他亲临江南，率先通报酝酿情况时提及，具体的工作也增由发起这个纪念活动的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联这四个科学群众团体负责了。
至于于光远接下来在全国是如何具体参与徐学推进的，尤其是江苏省还有无锡市的前辈们，如其妹夫施光华（南京军事学院原顾问，新四军老战士），在上世纪80年代是如何踔厉奋发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而在十来年后徐霞客研究有了全国性的研究组织的，则是另外一番故事了。施光华与黎汶（本名郁锺媛，时任江苏省外事办涉外组组长）1984年离休后搬进了无锡市青山一村部队干休所。1987年5月29日，江阴县（市）徐霞客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徐学研究组织。同年11月16-19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地理学会等4单位发起，在无锡运河饭店举行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德忠的回忆可佐证当时于光远在无锡留下的印记：“恰逢邮电部发行了一套徐霞客纪念邮票（当时还猜不到，这套邮票日后将被评为1986年‘最佳邮票’）”，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们“当然要不遗余力，发挥优势，努力集出一点小名堂来”，“我市邮协瞿百顺，也精心设计了家乡特有的纪念封，同样成为集邮爱好者的‘抢手货’”。[李德忠，《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追述》，《徐霞客研究》第2辑（学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47，149页。]他自己的纪念封上，“著名学者于光远和美籍学者谢觉民的题签，那也是胆量和巧遇相结合的产物。那天，我在运河饭店参加学术交流会后，斗胆闯进了于先生的房间，恰逢谢先生也在场，于是很顺利地同时签到他们的大名 ”。[同上，第150页。]而在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与诸多著名学者呼吁推动下，之后在1985年10月成立的原无锡教育学院徐霞客研究室（吕锡生任主任，蒋明宏、邬秋龙等为骨干）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一般被认为我国第一个经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民间徐霞客研究学术团体），施光华为首任会长。不单就无锡片区，于光远十分关心江苏省徐霞客研究会的工作，每次重要活动都要发贺信表示祝贺，1994年在《国土报》上还开辟了“国土散记”散文专栏。进入新世纪，虽是耄耋之年，于光远仍充满活力，老当益壮，2001年至2003年前后三次应无锡市、江阴市、张家港市政府的邀请，在勤勤恳恳的胡冀燕（秘书）陪同下前往调查研究，朱均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和丁鸣江全程陪同。他八十多高龄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是坐轮椅走天下指导工作，很不容易。为了表示衷心的感谢，江阴市市长姚建华特嘱接待处的同志购买了一辆新轮椅送给他。2002年4月到南京讲学时，他在凤凰台大酒店接待时任江苏省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张永康和时任副会长的朱均侃，并在认真听取汇报后说江苏省率先在全国成立徐霞客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国宣传普及、深化研究取得很大成效，要再接再厉。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最早的采访者张锲从他的身上也学会了言以行道、文以言道。多年后，他在为全国首届国土资源报告文学征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提到了“ 16年前热心倡导国土经济学的于光远同志”的关于“非常希望作家们能拿起笔来，多写些类似《徐霞客游记》的作品”的话，同时提到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这一主张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是她把这种新形式称之为“国土文学”）：“为此，她和光远同志一起，陆续鼓动和约请了一些作家参与国土文学的创作。我就是被他们约请的一个”。[张锲，《保祖宗业、造子孙福》，《国土华章：全国首届国土资源开发保护报告文学征文作品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版），序。]在他们的亲炙、感召下，张锲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尝试着写了一些有关我国国土的保护和开发的随笔，还在新《新观察》杂志上开了个“国土散记”的专栏。为了行文的需要，他“跑了一些地方，访问了一些专家学者，搜集并研究了一批资料，从中知道了许多过去不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产生了愈来愈浓的兴趣”。[同上。]虽然没有哪一种体验是不可以磨灭的，没有哪一种经历是不可以逾越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但旁观者的他为自己的兴趣变化找出了合理的解释，纵容自己置身其中以至浑然不觉。
正如朱均侃在《追慕于光远老的崇高风范》中追忆的，“他（于光远）在全国首先倡议学习、纪念、研究徐霞客，号召学习徐霞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推动徐霞客研究广泛深入地发展”。[https://www.wenmi.com/article/pyyxsh037mdw.html]有意无意中，年逾花甲的他在促进徐学研究的一线付出了最实在的努力，值得我辈永远铭记在心。一个单独的激浪或许会很快平息，但是潮流永远不会停止。出于深切的怀念，本人择其中的浪花一朵，作为心香一瓣，谨献给他作为逝世10周年的纪念。
（北京大学于小东教授对本文有贡献，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外研社编审，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