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高僧巨赞
作者： 徐华根
巨赞法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佛教高僧、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908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巨赞出生于江苏江阴东门外贯庄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潘咏霓，平时务农，又常去集市当秤手，替人称猪、茧、稻麦、柴草，收取一部分佣金。母亲徐氏，江阴石牌镇人，喜欢烧香、拜佛、念经。巨赞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 弟兄三人，巨赞居长。
巨赞的家庭算得上殷实的农户，由于父亲嗜好饮酒、赌博，不务正业，家道日益中落。1923年，母亲徐氏因病离开了人间。尚未成年的巨赞，感到伤心极了。当风雨晦冥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家五六里路的山里去仰天痛哭。月白风清的晚上，则一个人兀坐在田塍上横吹短笛。有时候在梧桐树下，对月独酌，直至大醉酩酊。巨赞从小就显得多愁善感，有时看到小叫花上门乞讨，就把省下来的一点钱尽数给他，还替他难过半天。也就是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巨赞萌生了将来要出家的念头。
巨赞先读私塾，后入贯庄小学读书。1924年，他16岁时考入江阴师范学校。学校地点在江阴城内东仓弄。在学校里，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当时正是大革命北伐时期，巨赞爱好文学 ，思想活跃，与学校师生一起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组织排练话剧演出，并且还与教师谢龙升等一起议论国事，针砭时政，受到校方警告。不久，谢龙升被校方登报开除了教职，巨赞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1927年，巨赞从江阴师范毕业。暑假期间，他从江阴来到常州，找到清凉寺应慈法师，提出了想要出家当僧人的请求，未能如愿。接着，他又来到杭州灵隐寺，要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刚巧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法师也在那里，经过交谈，太虚要他写一篇文章谈谈出家的动机和抱负。巨赞当时身边除带了衣服、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 三部书。巨赞模仿《庄子》笔法，用骈文写出了1000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太虚法师阅看了这篇《出家志愿书》后，赞叹不已，他觉得这位年轻人思想敏锐，才华出众，是有用之材 。他在评语中说：“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过了几天，太虚法师带着巨赞来到厦门闽南佛学院，让他学习和研究佛学经书。几个月后 ，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巨赞有点呆不下去了，未能出家，又回到了上海，在大夏大学继续读书，并秘密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初冬，从上海回到了江阴家中。
回江阴后，巨赞接任金童桥小学校长。这一阶段，他频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组织学校教员罢课和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当地的土豪劣绅联名写状，向江苏省党部告发巨赞他们。省党部下达了通缉令。当时巨赞父亲因病去世，巨赞料理好后事，到石牌乘坐一艘载运黄石的船逃离江阴，经崇明前往上海。由于有通缉令，上海也不能久留，再度来到了杭州。
1930年冬，巨赞住在杭州孤山广化寺，结识了同住在这里的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当时， 熊十力正在撰写《新唯识论》。熊十力是一位贯通百家、融会儒佛的学术界泰斗。这时，有人介绍巨赞跟熊十力先生读书做学问，或者到山东去跟梁漱溟先生学习，被巨赞一一谢绝。 1931年3月，太虚法师再度来到杭州，承他介绍，巨赞终于如愿出家，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来改名巨赞。接着，又到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去受戒。巨赞到达隆昌寺已是3月11日，当时寺院已经“封堂”（宝华山每年传戒两次，春期受戒者必须3 月1日前入戒堂，过期不收）。太虚法师的介绍信，使巨赞破例得到受具足戒。却非法师的《萍栖诗抄》中有《答巨赞来书》诗云：
浮生逢末劫，据事应三斟。
破瓦伏凉鼠，瓜田避盗心。
立身问美玉，择木似良禽。
莫昧于来去，古人耻拾金。
诗中辞意恳切，可以反映出当时却非和巨赞的师徒关系。
皈依佛门的巨赞，先后来到杭州、南京、重庆、厦门等地，悉心攻读经文，研究佛学。他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做了很多笔记。其间经人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得到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指点。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教书。 巨赞先后化了五六年时间，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大小乘经论，都博览一 遍，前后攻读了7000多卷经书，解决了500多个问题。他每看一本都做笔记，对每一个问题思考和解答都有记录，积稿盈箱，字数达数百万之多。巨赞除了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外， 还学习外语，读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他曾在《佛教公论》杂志上发表《先自度论》、《为僧教育进一音》的文章，弘一法师评价说：“叹为稀有，不胜忭跃， 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用笔名万均在李澄原主办、无锡出版的《论学》杂志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一文，对《新唯识论》提出批评。巨赞将此文寄给寓居北京的熊十力，熊先生并没有进行反驳，而只是复信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邀请，前往该社讲学。当时田汉、冯乃超、 杜宣等人也在南岳，同巨赞于上封寺相会。经过田汉等人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 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欢迎。当时，正逢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来到南岳，给国共两党联合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报告。在祝融峰顶的上封寺，巨赞、演文等拜会了周恩来，取出佛教救国协会的简章，请周恩来指教。周恩来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巨赞说：“我们准备向全国佛道界发出倡议，动员佛道教徒投身战斗，为抗日作贡献。”周恩来称赞说：“全国数十万佛道教徒团结起来，那就‘法力无边’口罗。”接着，巨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接过笔，默想片刻，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字。
在巨赞等人积极奔走呼吁下，不久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正式成立了。叶剑英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兼任救难协会战事训练班军事教练。会上巨赞作了《佛道走出寺观，投身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讲话。训练班结业前，巨赞与演文召集青年30多人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巨赞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 巨赞辗转奔走于福建、香港 、广东、湖南等地，宣传和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一次，巨赞在湖南常德向群众演讲，被常德警备司令部抓去审问，稽查处长沈醉责问他说：“你一个出家人为什么要到处宣传国民党不抗日？”巨赞见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胸前合掌，从容地念了声“阿弥陀佛”， 然后不急不慢地说：“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抗战， 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的日本之手？我等出家人何至于流离失所？”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沈醉恼羞成怒，上去打了巨赞两个耳光，把他轰了出去。
当局的威逼和恫吓，并没有使巨赞屈服，反而更坚定了他拥护共产党参加抗日的意志。 他说过，佛门弟子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应当爱国卫国。他曾作诗云：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月豆刳肠亿万夫。
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巨赞积极参加抗战救亡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当局下达了通缉令，甚至说抓不到活的抓死的，巨赞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在进步人士的掩护下，巨赞于1940年秋转移到广西桂林，住在月牙山寺襟江阁。这里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但巨赞到了这里，丝毫没有松懈斗志，他在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期间，创办并主编《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救亡 的爱国理论和佛教革新运动。左翼文化人士也常常来到这里聚会，巨赞与夏衍、田汉、欧阳 予倩、聂绀弩、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 瘦石等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巨赞还常常应邀参加当时颇负盛名的爱国诗社“漓江雅集”， 与许多左翼文化人士集会议事，并互有酬唱。巨赞还以辎哉、育之、如是斋主等笔名，在《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文章。
巨赞的一些知心朋友，如在长沙曾与之相处的徐特立先生认为，巨赞颇有才华和能力，是国家栋梁之材，当和尚太可惜，徐老抄录元代先当和尚后还俗当上一品大官的刘秉忠的《朝中措·书怀》一词，奉劝巨赞舍戒还俗。在桂林，田汉、李焰生等人也持有同样观点。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巨赞是这样想的：干革命有多种渠道，佛教工作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 己对佛教有了感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赋诗一首言明心志：“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道中行。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
1942年，巨赞离开桂林，卓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住持。他在潜心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常常向信教群众演讲，呼吁佛教徒在这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时刻同仇敌忾，紧密团结，抗日救国。救苦救难，除暴安良，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1944年，抗战到了最严峻的时刻，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陷落，巨赞离开桂平，来到北流，任教于迁至这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抗战胜利后，巨赞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1947年，他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此后，他又创办武林佛学院，出任院长。这一期间，巨赞还风尘仆仆，往来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讲学、考察佛教情况，加强佛教界的联络 ，呼吁改革佛教教务。为了迎接新中国诞生，巨赞应潘汉年同志的要求，草拟了新中国佛教改革方案，送往党中央所在地石家庄。1949年4月巨赞从香港出发，来到北京，结束了他的云水生涯。
巨赞与北京佛教界人士经过一个多月考察和讨论，由巨赞执笔，以北京佛教同人的名义 ，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泽东主席和各民主党派。大意是：人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五千年历史最光辉最伟大的一页，对此佛教同人欢喜赞叹，踊跃爱戴，佛教将从此站出来，建立他自己生龙活虎的新生命，佛教的本质与时代精神相吻合，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
1949年9月，巨赞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0月1日，巨赞和赵朴初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以后，巨赞定居北京，爱国爱教，努力工作。他认为，每个僧尼应该既是劳动生产者 ，又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要弘扬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解除群众苦难的精神。他与周叔迦先生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生产劳动，提出“寓修持于劳动中”的口号，受到社会好评，为各地寺庙组织僧尼参加生产劳动树立了榜样。他还参与发起成立现代佛学社，并且任《现代佛学》主编。1952年，巨赞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协会成立以后，担任副秘书长和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成立后，他担任副院长。在收回广济寺、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等问题上，巨赞多次上书党中央有关领导，并得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复信。
在反右斗争中，巨赞受到不应有的审查，忍辱负重，检查了多次，几乎被打成右派。在十年动乱期间，巨赞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七个春秋，肉体精神备受折磨，但是，他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诲，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1975年，巨赞出狱后，仍超然物外，泰然自持，有着“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的磊落胸怀。
巨赞的冤案得到昭雪时，已进入古稀之年。1981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巨赞继续当选为副会长兼副秘书长。1983年6月，他被当选为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常委。他说，我个人体味天下事了犹未了，切不可不了了之，佛教界要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多作贡献。年逾古稀的巨赞犹如老树春发，兢兢业业，致力于佛教宣传和学术工作。他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还主编佛教刊物《法音》。他多次出国访问，还频繁接待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使者来访，他曾留下“风月同天法运长”的诗句，增进了中国佛教界 和世界佛教界的交流和合作。
1984年4月9日，巨赞因患脑神经萎缩等症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巨赞法师色身入灭了，这是我国佛教界的一大损失。讣告发出后，海内外各地寺院、佛教组织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悼念这位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人物。4月27日下午，巨赞法师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烈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主持追悼会，并送了“薪尽火传，法身久住；空澄海印，心月长明”的挽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正果法师致悼词。4月28日在北京广济寺举行巨赞法师追悼法会。骨灰安放在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
巨赞法师俭朴有节，终身未娶。胞弟潘楚云、潘楚洪均在抗战前后病故。巨赞出家后半个多世纪，一直奔走在外，不仅没有回过江阴，而且与故乡江阴很少联系。病重期间，他曾授书提及，谓此乃平生一大憾事。
巨赞法师是中国现代佛教界的一名比较突出、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博闻强记，敏而好学， 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不仅汉语言文学造诣很深，还通晓英、日、德、俄、法 等外语。他的佛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对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宗派、思想、经典等都作了深入了研究，解读了许多佛教典籍。他撰述了不少与现代佛教改革有关的文章，提出了佛教“生产化”和“学术化”的思想。他对佛学问题的研究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对当代中国佛学大家汤用彤、吕徵、熊十力等人的佛学观点，进行商榷争鸣， 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不会有如此胆略的。巨赞法师是一位兼跨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两栖人物，他一生笔耕不辍，生前撰述数百万字，他的爱国爱教精神和学术思想，对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缅怀一代宗师，1994年春，由彭冲、觉光、夏衍、朱穆之、明、饶宗颐、关山月等180多位知名人士发起在巨赞法师故乡江阴筹建纪念堂。1994年10月，巨赞纪念堂在江阴君山建成开放。1998年，江阴贯庄村重修巨赞法师故居。2008年，江阴在贯庄修建了以巨赞故居、纪念馆和佛教文化公园三位一体的赞园。90高龄的觉光法师参观了巨赞法师纪念馆后，颇为感慨，他说：“巨赞法师是一位博通三藏的佛学大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开拓者。他爱国爱教，光明磊落，敦气节，重言诺，律己严，诲人勤，平易近人。他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州天宁寺方丈松纯法师说：“巨赞法师生前一贯倡导并践行‘人间佛教’，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对佛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与社会的新阐释，这种献身佛教的改革创新精神，应当成为我们的楷模和表率。学习巨赞法师就要学习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崇高品质，为了中华民族与佛教的振兴奉献自己的终身。我们要团结全省佛教四众弟子，坚持‘人间佛教’方向，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办好佛教事业的同时，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徐华根 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