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盛赞徐霞客讲话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单 旭
1958年是不平常的。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大跃进”运动，人们把主观意志和冲天热情任意泼洒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期望开出大同之花，而把“科学”和“规律”遗忘在了运动的角落。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这两场孪生姐妹般的运动均以失败载入史册。
1958年对毛泽东来说，同样是不平常的。这一年是他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其它均在大江南北考察。他召集和主持的中共中央各种会议有9次是在外地召开的。他常把北京比喻为“加工厂”。他实在不甘于深居红墙内，光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1957年他就说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犯错误。” 1958年他又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来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这一年他在对大江南北的巡视中接触了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那么，他看到和听到了些什么?获取了些什么原料又得到了些什么半成品?据此他又制造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产品?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及许多干部彼时彼地的真实心绪和思维状态。虽然头脑清醒者不乏其人，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能主宰1958年中国的命运，恰恰在于：在当时中国这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般的国度里，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热情和空想在泛滥。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做正确的，他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是他所同意并大力倡导的，其中诸多错误倾向他在视察中也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巡视对运动的推波助澜、发展高涨，以及1958年底和1959年初进行的压缩空气，压缩高指标等必要举措，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确实是想为了让人民早点儿过上好日子。毛泽东曾有过这样一个心愿：骑一头毛驴，邀上几位地质、地理和历史学家，从花园口到通天河，走遍黄河，再沿长江顺流而下，用3年时间走遍全国。但他的这个心愿没有能实现。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毛泽东这个愿望实现了，中国是否会有另一番情景?
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工作会议开得不轻松。开会通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会议内容很多，毛泽东的讲话也极丰富。经过充分酝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毛泽东的笔下诞生。然而反“反冒进”主题的开始，使气氛骤然紧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的原件千里迢迢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圈点批画，情绪激动，并在会上不断插话，大批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从1月11日到1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求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是“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说，“反冒进”的教训是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
周恩来由于工作关系，原本并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也没有听到毛泽东的那些讲话。13日，他飞赴南宁参加会议。当晚，毛泽东与他和刘少奇谈话到深夜。后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相继出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26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阐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工作方法、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他信心百倍地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他还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引证“小米加步枪”的威力，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是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却打败仗。毛泽东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最好根绝；一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注意力要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去，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谈到了徐霞客：“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是错误，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小岛”。离广州会议的召开还有十余天的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个65岁的老人奔波数月，也需要休息了，然而为中国农民要翻身的渴望所感动的毛泽东却在2天后挥笔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夜不能寐，情绪激奋地在文中欢呼“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他似乎相信，凭着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二年就改变了面貌的干劲和速度，中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不再需要用15年的时间了，尽管他提出“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提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接着他向世人这样展示他眼里的中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持续半个多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四次讲话，特别强调要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要求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不要怕教授，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喜爱诗人屈原的毛泽东的这段“天问”，同样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哲学意义。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下。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也住在天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来人，他们不把我们当成神仙吗?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然后，大气魄的毛泽东盛赞小小的细菌：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80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如此宏论，毛泽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青年人要战胜老年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他对《法门寺》中不敢坐却还对人说“站惯了”的贾桂的奴性充满厌恶，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打倒贾桂!
八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的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它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此时，“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已最后确定，随之，“大跃进”形势由春入夏，急剧升温。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国民经济的诸项高指标。认识不尽一致，意见仍有分歧。毛泽东的发言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一步务实。他说：看来，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他说，“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说，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他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不久前郑州会议上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起来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一些了，有了不小的调整幅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紧接着扩大会议后在武昌举行。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那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改写的，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的倾向，它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尽管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吓人，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会议还做出了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稿是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他增加的内容不多，有三点：这个建议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应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不致有所误解。他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这个设想，终于获得结果。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这项决议公诸于众。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表了对徐霞客的评价性讲话：“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两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对徐霞客作出了重要评价，无疑对提升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的知名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1958年，著名作家、电影人夏衍就提出要拍一部传记片《徐霞客游记》。197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重行标点《徐霞客游记》。这一选题的提出和确定与毛泽东对徐霞客的高度评价不无关系。十年文革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对传统文化一律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徐霞客游记》却独一无二地受到推崇，享受不同的待遇，这是毛泽东的评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1985年10月5日，当徐霞客诞辰400周年即将来临时，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纪念明代杰出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为开展纪念活动和徐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当时连孔老夫子还没有“平反”呢。
2007年8月24日，为祝贺徐霞客诞辰420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题写了贺信，高度评价了《徐霞客游记》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并对新世纪的徐学研究提出了新希望：更能促进保护资源环境，在传承和开发中取得更具深刻启悟与净化生态的作用。在北京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给徐学研究吹来了一股清新、和煦和强劲的春风，必将激励和鞭策徐学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并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同时有效发挥和广泛宣传千古奇人徐霞客和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的作用，进一步弘扬霞客精神，为缔造华夏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为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四个文明（物质、精神、政治、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副秘书长、《江阴日报》社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