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自幼乞食，当小和尚，参加红巾军反元，削平群雄，登上皇帝的宝座。他鉴于元代不重科举和“以吏入仕”，导致官员素质低下、吏治黑暗的经验教训，在洪武十五年(1382)把科举取士作为永久性的制度确定下来，科举取士成了明代选拔文官的最重要的途径。
明初吏治比较清明，少有科考作弊事件。明英宗正统以后，科举考试中的作弊日趋严重，属于科考纠葛的事件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事件被揭露曝光，也免不了会有人借机诬告陷害，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明代中期最大的科考案，即弘治十二年(1499)江阴徐经与苏州唐寅的所谓泄漏会试试题案，震动朝野，就是一起因官场斗争而进行诬陷所造成的冤案。
徐经(1473—1507)字直夫，一字衡父，号西坞，江阴梧塍人(今祝塘镇大宅里村)，徐霞客的高祖，出身在以垦殖起家、富甲江南、诗礼传世、耕读为业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徐颐，少习《周易》，壮时游学京师，英宗时因善书法而入中书科为中书舍人，值文华殿。徐颐因非科举“正途”出身，不久即自行“以病告归”。叔祖徐泰，以江阴县学生员(秀才)入选京师国子监深造，景泰七年(1463)秋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高中第一名为解元。与此同时，另一名江阴县学生员吴启参加南京的应天乡试也高中第一名为解元。“一秋两京解元”的桂冠竟然并为江阴士子所得，这是江阴科举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江阴城内为徐泰树立了“解元坊”。徐泰确实以诗书文学之优，而求得光耀门第之荣，后官至荆门知府，有政绩，卒于任上，被入祀荆门名宦祠。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从小聪颖，十岁即能赋诗，令宾客叹慕，是梧塍徐氏以文才著称的佼佼者。元献于成化十六年(1480)应天乡试中经魁(前五名)举人，次年会试却落第，返归之后，更加发奋勤读，以致积劳成疾，年仅29岁即夭亡。徐经在父、祖的影响下，自幼酷爱诗书，好学不倦。为了继承父、祖的金榜题名遗志，把一切家计都交给其母薛氏和妻杨氏经营，自己藏在筑起的“万卷楼”埋头苦读，对六经、诸子百家之文很有研究，已在江南颇有文名，与吴中才子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互相推崇。徐经在弘治八年(1495)22岁时，应天乡试得中第四十一名举人。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吴县人，出生在阊门外经营小酒店的商人之家，童年时常在店里干杂活，帮助父母招待顾客。13岁那年，父亲不惜重金，为他请了一个60多岁的塾师，经过3年的闭门苦读，唐寅由老师举荐走进了府试考场，结果年仅16岁的他，初试锋芒便得中苏州头名秀才，一时誉满江南。唐寅不仅少年聪颖，能诗善文，而且从小就显露出在绘画方面的特殊才华，他师从著名画家周东村，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山水、人物、仕女、花鸟无所不工。弘治十一年，唐寅以超群的才气，在南京的乡试中一举夺魁，深受主考梁储的赞赏。新科解元唐伯虎的名字，又一次响遍了古老的姑苏城。他意气风发，决心来年会试再占鳌头。
弘治十二年(1499)京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即礼部试，又称春闱。各省的举人都可应考，考中者称为贡士，经殿试即可赐出身为进士金榜题名。徐经怀着对功名的热望，邀请唐寅同船共赴北京会试。两位年轻士人满以为此番可一展才华，名标金榜，谁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厄运。
自古名高遭忌。此科的两位主考官，一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一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文人。《明史》本传称程敏政少年时即以“神童”为英宗所赏识。成化二年，榜眼及第，在翰林中，“以学问赅博为一时冠”。可是，自幼一帆风顺，“才高俯视侪偶”，免不了受到一些人物的嫉妒。弘治元年冬，一个名叫王嵩的御史“以雨灾劾敏政”，理由只是程敏政作为皇帝的教师“行为不端”云云。不过弘治帝是信任他的。这次，程敏政以礼部右侍郎任会试主考，更为嫉妒者所忌恨。
唐寅前一年乡试夺魁后，早已名播江南，延誉京都，担任江南乡试主考的梁储回京后，曾拿唐寅的文章给程敏政看，“敏政亦奇之”。唐寅、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引起人们的瞩目。特别是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而程是徐经乡试中举时的主考官，又恰恰同李东阳主持这次会试。结果受到众举子的猜忌和唐寅同乡、学友都元敬的中伤。会试例举行三场考试，不料入试两场刚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就在发榜前夕，“给事中(谏官)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在明代，给事中有合法的谏诤权，这种由言官弹劾会试主考官出卖试题，可不是小事，弘治帝震怒诏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徐经、唐寅即以科场舞弊的嫌疑犯关进监狱，严刑拷问。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明明是诬告，可是有些言官及好事者还是纠缠唐寅有“预作之文”，徐经富有“润(酬谢)屋(考场)之资”而“哓哓不休”，以致“程敏政、华昶、唐寅、徐经都下狱听勘”。几番拷审，毫无所获。最后，一场轩然大狱，竟然以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分青红皂白，用“各打五十大板”草草结案：主考、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以“不谨”，勒令致仕(退休)；诬告人给事中华昶“以言事不实”降职调外任处分；徐经、唐寅则以进京时曾拜会主考程敏政，而被革除举人资格，不准再参加科举考试，唐寅被发落为浙江藩府小吏。这一起因官场斗争而构成的冤案，直接导致当时三位著名的才子、文士成了牺牲品，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程敏政出狱后，因忧愤，发痈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明史.程敏政传》中就会试泄题案，明确否定程敏政有“鬻题”之说，并透露“或言敏政之狱”，系他的同事礼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傅瀚欲夺其位(指主考官)，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唐寅南归后，耻于为吏，未往就职，自此绝意功名，纵情诗酒，寄意书画，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民间流传着他的一些风流才子佳话，说明他虽科举仕途不幸，却以他的文才赢得了平民百姓的热爱和同情。而学识过人、风华正茂的江阴徐经，遭此冤狱的打击，不仅使他仕途绝望，名誉受损，身心也深受伤害。自京返回梧塍后悲愤难消，闭门谢客读书，著有《感集》，，指书坟，他以诗抒发胸中郁懑之情。他那因科场冤案受重创的心灵，一直难以抚平。8年后正德初年，他作北上之行，在京城触景生情，发病死于客地，年仅35岁。后归葬江阴砂山之鸡笼山西麓。徐经的科场冤狱，是梧塍徐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其由盛转衰影响甚大，可以说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梧塍徐氏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江阴明清志书和《梧塍徐氏宗谱》都没有记载徐经的科场案，不记载的原因，是对这一件“不光彩”的事，很可能有意讳避。倒是清代邑人顾心求手辑的《江上诗钞》收录徐经诗时，在所附作者小传中注明“宏治乙卯举人，已未再试礼闱，为飞语所中，廷勘罢归….经与唐寅以才名相引重，为都穆所忌，中伤之”。道出科场案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