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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天下游

徐经、唐寅科场案

徐经、唐寅科场案
程以正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自幼乞食,当小和尚,参加红巾军反元,削平群雄,登上皇帝的宝座。他鉴于元代不重科举和“以吏入仕”,导致官员素质低下、吏治黑暗的经验教训,在洪武十五年(1382)把科举取士作为永久性的制度确定下来,科举取士成了明代选拔文官的最重要的途径。
  明初吏治比较清明,少有科考作弊事件。明英宗正统以后,科举考试中的作弊日趋严重,属于科考纠葛的事件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事件被揭露曝光,也免不了会有人借机诬告陷害,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明代中期最大的科考案,即弘治十二年(1499)江阴徐经与苏州唐寅的所谓泄漏会试试题案,震动朝野,就是一起因官场斗争而进行诬陷所造成的冤案。
 
  徐经(1473—1507)字直夫,一字衡父,号西坞,江阴梧塍人(今祝塘镇大宅里村),徐霞客的高祖,出身在以垦殖起家、富甲江南、诗礼传世、耕读为业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徐颐,少习《周易》,壮时游学京师,英宗时因善书法而入中书科为中书舍人,值文华殿。徐颐因非科举“正途”出身,不久即自行“以病告归”。叔祖徐泰,以江阴县学生员(秀才)入选京师国子监深造,景泰七年(1463)秋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高中第一名为解元。与此同时,另一名江阴县学生员吴启参加南京的应天乡试也高中第一名为解元。“一秋两京解元”的桂冠竟然并为江阴士子所得,这是江阴科举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江阴城内为徐泰树立了“解元坊”。徐泰确实以诗书文学之优,而求得光耀门第之荣,后官至荆门知府,有政绩,卒于任上,被入祀荆门名宦祠。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从小聪颖,十岁即能赋诗,令宾客叹慕,是梧塍徐氏以文才著称的佼佼者。元献于成化十六年(1480)应天乡试中经魁(前五名)举人,次年会试却落第,返归之后,更加发奋勤读,以致积劳成疾,年仅29岁即夭亡。徐经在父、祖的影响下,自幼酷爱诗书,好学不倦。为了继承父、祖的金榜题名遗志,把一切家计都交给其母薛氏和妻杨氏经营,自己藏在筑起的“万卷楼”埋头苦读,对六经、诸子百家之文很有研究,已在江南颇有文名,与吴中才子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互相推崇。徐经在弘治八年(1495)22岁时,应天乡试得中第四十一名举人。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吴县人,出生在阊门外经营小酒店的商人之家,童年时常在店里干杂活,帮助父母招待顾客。13岁那年,父亲不惜重金,为他请了一个60多岁的塾师,经过3年的闭门苦读,唐寅由老师举荐走进了府试考场,结果年仅16岁的他,初试锋芒便得中苏州头名秀才,一时誉满江南。唐寅不仅少年聪颖,能诗善文,而且从小就显露出在绘画方面的特殊才华,他师从著名画家周东村,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山水、人物、仕女、花鸟无所不工。弘治十一年,唐寅以超群的才气,在南京的乡试中一举夺魁,深受主考梁储的赞赏。新科解元唐伯虎的名字,又一次响遍了古老的姑苏城。他意气风发,决心来年会试再占鳌头。
  弘治十二年(1499)京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即礼部试,又称春闱。各省的举人都可应考,考中者称为贡士,经殿试即可赐出身为进士金榜题名。徐经怀着对功名的热望,邀请唐寅同船共赴北京会试。两位年轻士人满以为此番可一展才华,名标金榜,谁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厄运。
  自古名高遭忌。此科的两位主考官,一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一是礼部右侍郎程敏政,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文人。《明史》本传称程敏政少年时即以“神童”为英宗所赏识。成化二年,榜眼及第,在翰林中,“以学问赅博为一时冠”。可是,自幼一帆风顺,“才高俯视侪偶”,免不了受到一些人物的嫉妒。弘治元年冬,一个名叫王嵩的御史“以雨灾劾敏政”,理由只是程敏政作为皇帝的教师“行为不端”云云。不过弘治帝是信任他的。这次,程敏政以礼部右侍郎任会试主考,更为嫉妒者所忌恨。
  唐寅前一年乡试夺魁后,早已名播江南,延誉京都,担任江南乡试主考的梁储回京后,曾拿唐寅的文章给程敏政看,“敏政亦奇之”。唐寅、徐经联袂抵京后,会试前夕,两人又遍访前辈,广交名流,徐经随带书僮,出手大方,引起人们的瞩目。特别是唐寅陪同徐经拜见了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而程是徐经乡试中举时的主考官,又恰恰同李东阳主持这次会试。结果受到众举子的猜忌和唐寅同乡、学友都元敬的中伤。会试例举行三场考试,不料入试两场刚毕,流言蜚语已满京城,盛传富家子徐经贿买试题。就在发榜前夕,“给事中(谏官)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在明代,给事中有合法的谏诤权,这种由言官弹劾会试主考官出卖试题,可不是小事,弘治帝震怒诏令程敏政立即停止阅卷,听候审查,他已经初选的卷子全由李东阳会同其他考官复核;徐经、唐寅即以科场舞弊的嫌疑犯关进监狱,严刑拷问。然而,经过李东阳等的复核,程敏政选中的试卷中,却没有被指控为贿买到试题的徐经和唐寅之卷。明明是诬告,可是有些言官及好事者还是纠缠唐寅有“预作之文”,徐经富有“润(酬谢)屋(考场)之资”而“哓哓不休”,以致“程敏政、华昶、唐寅、徐经都下狱听勘”。几番拷审,毫无所获。最后,一场轩然大狱,竟然以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分青红皂白,用“各打五十大板”草草结案:主考、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以“不谨”,勒令致仕(退休);诬告人给事中华昶“以言事不实”降职调外任处分;徐经、唐寅则以进京时曾拜会主考程敏政,而被革除举人资格,不准再参加科举考试,唐寅被发落为浙江藩府小吏。这一起因官场斗争而构成的冤案,直接导致当时三位著名的才子、文士成了牺牲品,令人为之扼腕叹惜。
  程敏政出狱后,因忧愤,发痈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明史.程敏政传》中就会试泄题案,明确否定程敏政有“鬻题”之说,并透露“或言敏政之狱”,系他的同事礼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傅瀚欲夺其位(指主考官),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唐寅南归后,耻于为吏,未往就职,自此绝意功名,纵情诗酒,寄意书画,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民间流传着他的一些风流才子佳话,说明他虽科举仕途不幸,却以他的文才赢得了平民百姓的热爱和同情。而学识过人、风华正茂的江阴徐经,遭此冤狱的打击,不仅使他仕途绝望,名誉受损,身心也深受伤害。自京返回梧塍后悲愤难消,闭门谢客读书,著有《感集》,,指书坟,他以诗抒发胸中郁懑之情。他那因科场冤案受重创的心灵,一直难以抚平。8年后正德初年,他作北上之行,在京城触景生情,发病死于客地,年仅35岁。后归葬江阴砂山之鸡笼山西麓。徐经的科场冤狱,是梧塍徐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其由盛转衰影响甚大,可以说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梧塍徐氏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江阴明清志书和《梧塍徐氏宗谱》都没有记载徐经的科场案,不记载的原因,是对这一件“不光彩”的事,很可能有意讳避。倒是清代邑人顾心求手辑的《江上诗钞》收录徐经诗时,在所附作者小传中注明“宏治乙卯举人,已未再试礼闱,为飞语所中,廷勘罢归….经与唐寅以才名相引重,为都穆所忌,中伤之”。道出科场案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