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李介立，名介（一说名寄），字介立，号因庵。自号昆仑山樵、白眼狂生等。李介立之母为徐霞客侍妾周氏，刚刚怀孕就被正室罗氏驱逐。周氏无奈，改嫁李姓人家，李介立在李家长大，故从李姓。按说这样一来，李介立与徐霞客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很难有其他交集了。然而命运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个被驱逐的徐氏子，在他的后半生搜集、整理《徐霞客游记》，为《徐霞客游记》的传世做出了巨大贡献——300多年来，《徐霞客游记》出现了数十种抄本，研究《徐霞客游记》的“徐学”界，历来都把“李介立本”视为“诸本之祖”。
李介立本《徐霞客游记》卷帙浩繁，搜寻不易，单单是完成这个工作，已经是大功一件。但是李介立的著作远远不止于此，根据他的自传《昆仑山樵传》记载，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天香阁文集》七卷，《天香阁外集》一卷。《停车》、《春》、《谷口》、《附游》、《偕隐》、《晴川》、《鸣蝉》、《听雨》、《孤筇》、《息影》、《搔首》、《一笑》、《□□》诸诗集，共二十四卷。《天香阁随笔》八卷，《历代兵鉴随笔》十六卷，《艺圃存稿》六卷。外有《历代兵鉴》一百二十卷，《舆图集要》四十卷，《秦志摘录》三卷。可惜的是，这么多著作最后都散佚难考，即使残存的《天香阁随笔》也从八卷被人删略为二卷。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书目中略窥李介立学问之博大——诗词、文章皆可成家，更于军事颇有心得。
李介立在《昆仑山樵传》中，对与他同时代，且都以“昆仑山樵”为号的北平张诗、松陵王叔承进行了笑骂。或曰“今昆仑压旧昆仑”，或曰“一石输君笑口开”，毫不掩饰其狂态——无怪乎自称“白眼狂生”了。
刘徐昌先生的《狷介操越清 特立志更高——李介立“名号”新解兼谈〈天香阁随笔〉》一文认为，“介立”二字并非光绪《江阴县志》所说的“介两姓，历两朝”，而是“狷介、特立”之谓。观李介立一生事迹，确实可以用“狷介、特立”名之。胡山源先生的《江阴义民别传》中《李介立》篇的副标题《拟上中兴三策的白眼狂生》，可谓用词精准，定位准确——“拟上中兴三策”既引出了李介立在江阴守城之役中，在敔山湾“防乡”的军事实践，也表明李介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人才；“白眼狂生”这四个字，又让李介立“狷介、特立”的性格跃然纸上。
李介立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他既有军事实践，更有完整的军事理论。虽然他编著的《历代兵鉴》、《历代兵鉴随笔》等已经轶失，所幸《天香阁随笔》尚有残稿。我们可以从中略窥其军事才能。
【李介立的军事实践】
李介立的《历代兵鉴》、《历代兵鉴随笔》等著作是谈论军事的专著，其《天香阁随笔》中也有很多文章论兵。需要指出的时，李介立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其军事实践。这在胡山源先生的《李介立——拟上中兴三策的白眼狂生》一文中具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胡山源先生认为：“江阴人死守古城八十一天，芝麻大的官儿阎典史、陈典史固然主持全局，厥功甚伟，然而真正造成这光荣的牺牲，还是江阴的民众。所以我不暇为阎、陈二典史以及其他曾任过国家官职、吃过国家俸禄的人作传，要为一般平民作传。”李介立正是这样一个平民，但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依然组织义民抗争，用实践响应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
李介立生于明末，明王朝的奔溃之际，他一直紧密关注时局的变化，曾经想着去南明小朝廷上中兴三策。精通天文地理的他也曾登上花山，夜观星象，结果“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难回矣。”
尽管如此，乙酉之变，江阴倡议守城之时，李介立还是毅然决然地参与进来。李介立进城与江阴守城的首义者许用接触之后，决定在外“防乡”，以配合“守城”之役。回去后，李介立在花山和敔山湾积极布防，即抗击清兵，又防御匪患。
胡山源先生分析：“防乡的确是需要的，因为不但要防清兵的劫掠，并且也要防地方匪类的滋扰。”同时，防乡也能配合守城。与李介立并称“二介”的黄毓祺（字介子），原先也与程璧、许用等人一起守城，但在后期又潜出江阴城，与门人徐趋一起“举兵行塘，以应城内兵”（语出《明史·阎应元黄毓琪传》）。
《李介立——拟上中兴三策的白眼狂生》一文在最后罗列了李介立在防乡期间创作的诗词，从中不难看出“防乡”的情景，也可以看出李介立是如何鼓舞士气的。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妯娌山下处处连，敔山湾里人人健。草茅下民，一例干城选。那壁厢围城不作漏网鱼，这壁厢穷乡宁做丧家犬，羞杀他多少搢绅轩冕。
李介立从大局出发，在敔山湾“防乡”，与江阴“守城”一起构成了“明末江阴守城之役”。因为李介立的坚持，敔山湾的义民一直没有投降，一直坚持到江阴城破以后。李介立原本下定决定，与江阴城共存亡，他绝食待死，但因为母亲尚在，朋友力劝，最后饮下汤水，恢复了健康。
就在这一年，李介立在顾山观摩了昭明太子当年手植的山茶树，根据《天香阁随笔》卷一记载：“观所传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发一支，已蔚然覆屋。”
也就在这一年，季梦梁整理的《徐霞客游记》抄本和《徐霞客诗集》亦遭劫毁与散失。次年，季梦梁开始搜集散失的《游记》，并再次整理成集。该书成为李介立本《徐霞客游记》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介立抗击清兵，报销明朝的军事行动最终失败了，“大明遗民”的情节只能深埋心底；但他却与山茶古树一样——“旁发一支”——最终投入到《徐霞客游记》的搜集和整理之中，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辉煌的科学典籍。
【李介立的军事思想】
李介立有自己的军事著作，又曾组织军事活动，完全当得起“军事家”这个称谓。在他的《天香阁随笔》中，有许多文字记述了江阴守城的义民，如义士胡志学、徐五、女尸影、裸妇丛箭、邵贰公、戚勋、王云冈、张达等，在赞誉江阴义民的同时，也偶尔涉及军事思想。
比如李介立在记述邵贰公（邵康公）时，评价邵贰公因战事失利被囚一事时，判断为“欲以兵法部署予邑人，郡躁而下之狱”。在李介立看来，邵贰公虽然暂时失利，但他有他的战略部署，只是守城义民没有邵贰公的眼界，以致于误会了他。事实证明，邵贰公是有军事才能的，阎应元入江阴后，大胆启用邵贰公，最后立下了大功。
再比如，李介立在《张达传》中，既赞颂了夏起龙、张达的忠义，但也指出他们在军事上的无能。文曰：“先是靖江夏起龙率乡兵八百来援，大兵诱至营中，遍地皆金，人腰数元宝，伏兵起，尽死。”又曰：“中流遥望，见石湾牛马蔽滩，达（即张达）喜，将收入犒众，不知为敌诱也，遂率三十余人先登……达与三十余人，竟斗死，无一脱者。” 夏起龙、张达都中了诱敌之计，以致全军覆没，虽然慷慨忠义足以感人，但其轻敌无谋亦足以警人。
李介立还用大量文字记述了南明李定国出桂林反击清廷的事迹，一方面赞其兵将神勇，记曰：“兵峰未及，千里无人矣。”一方面又记述李定国治军之严。也对孙可望徘徊不前，造成李定国孤军深入、孤掌难鸣而无奈撤兵的结果表示惋惜。此处虽未评判，但褒贬已明。李介立还记述了李定国不降洪承畴的事迹，赞誉了李定国的忠烈。
李介立对忠于故国的军民，致以无限的敬意；对待叛徒洪承畴之流，也给与无情的嘲讽。一方面对洪承畴的军事才能给出了全面否定，曰：“承畴竟不知兵”；另一方面，又对洪承畴的气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洪承畴因为军事指挥失策，导致兵败被俘的结果。其爱将曹变蛟谓洪承畴：“可以死矣。”但洪承畴没有响应曹变蛟，曹变蛟遂自刎就义。洪承畴选择了苟活，随后又成为清廷剿杀明朝残余势力的刽子手。洪承畴受清廷之命经略云贵，镇压南明李定国的抗清力量。一度盛传他被李定国擒获，就在许多士子为此欢欣鼓舞时，李介立却“独不以为然”。他人不解，问“何以知之”。李介立解释说：“以医知之。语云，学医人废。又云，三折肱知为良医。辽左之败，兵将俱尽，身复被擒，人废矣，肱折矣，学至于此，医必良矣。”这里以“久病成良医”为喻，说洪承畴当年全军覆没，本人被俘，最后都有惊无险；眼下攻守之势已变，洪承畴这样的“良医”自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听着闻言，“笑而退”。李介立笑骂洪承畴，看似诙谐，其实辛酸。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比李定国和洪承畴的实力，深知李定国无力回天，故有此说。此时的笑骂与当年登花山夜观星象“痛哭而返”的原因是一样的——“知天意已难回矣”。
清顺治十六年，台湾郑成功的船队从长江逆流而上攻打南京，当时风传郑成功已经攻破金陵，李介立又是“予独决其不然”，结果受到朋友的讪笑。后来郑成功的水军从江阴退回台湾，那些讪笑过李介立的人又忍不住向他请教。李介立说，七年前，张名振、张煌言自吴淞溯江直上，进逼镇江，登金山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泣下沾襟。原诗尾联曰：“遥望孝陵应有感，会将大纛抵龙津（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当年张名振和张煌言只能抵达京口，无法再攻打到龙津（属南京），所以把龙津当作终极目标；现在郑成功上达龙津，正好就是终点。随后，李介立感叹说：想不到当年的诗句成了谶语。最后，李介立备注道：“予之此言谩为不知者答耳，其实予别有见也。”这是说，李介立借诗谶解释郑成功兵败，只是为了敷衍那些只知谩骂、不懂军事的人，实际上他自己有很深的见解。联系上文所述他笑骂洪承畴之事，李介立之所以能够笑评时局，并且每每料中，不是因为星象、诗谶之类的神秘力量，而是基于他的军事思想。
【李介立的历史责任感】
无论是拟上中兴三策，还是在敔山湾防乡，乃至从《天香阁随笔》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李介立的历史责任感和军事才能。那他为什么会在后半生转入搜集和整理《徐霞客游记》呢？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同时期的中国士人是怎么做的。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皆精熟地理，王夫之虽无地理学专著，却在很多著作中体现了他对地理的关注；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顾炎武更是撰写了《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两部煌煌巨著。为什么三大儒不约而同地关注起地理来了，我们不妨关注一下顾炎武创作《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时代背景。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兴起。他深感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正史、方志及相关材料数万卷；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
由此可知，在明末清初的士人看来，地理之学是真材实学，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介立自己也编著了《舆图集要》四十卷，《秦志摘录》三卷等地理著作。而《徐霞客游记》无疑是地理著作中的佼佼者，既然有心于此，何必舍近求远？我想这可能是李介立搜集和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又一个深层原因。
（作者系《延陵文史研究》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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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天香阁随笔》，李介立 著，奥雅堂丛书。
2．《李介立——拟上中兴三策的白眼狂生》，胡山源著，《江阴义民别传》。
3．《李寄生平年表》，田柳编，黄山书社《江阴名人年谱》。
4．《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徐华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5．《狷介操越清 特立志更高——李介立“名号”新解兼谈〈天香阁随笔〉》，刘徐昌，《徐学研究》（总第二十期）。
